我没说话，退到走廊里，后背抵着冰冷的墙壁才觉得脱力。

窗外的雪下得很大，把芝加哥的街景染成一片白，像极了父亲和母亲葬礼上的挽联。

那个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跟了出来，怯生生地拉我的衣角，把手里的玉米饼往我面前递。

“谢谢…医生姐姐。”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口音，眼睛亮得像落了雪的星星。

我蹲下身，接过那半块有点凉的玉米饼，指尖触到他冻得发红的小手。

“你爸爸会没事的。”我的墨西哥语不算流利，却尽量让语气听起来温和。

女人也跟了出来，眼眶通红，却用力攥着她的手。

“谢谢你…我们没有钱…但我可以给你做饭…给你打扫卫生…”

“不用。”我笑了笑，站起身时，肩膀的酸痛好像轻了些，“这是我的工作。”

回到休息室时，咖啡已经凉透了。

我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起母亲何玲说过的话：“当医生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是为了在有人坠落时，你刚好站在能抓住他的地方。”

从前我总觉得这话太理想主义，直到此刻。

那个虎口带纹身的男人，那个攥着玉米饼的小男孩，甚至是多年前南粤长隆里，被何玲用心地包扎伤口的陌生小孩，他们的脸在眼前重叠。

这些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却因为我的手，多了点活下去的可能。

我起身去换衣服，白大褂上的血迹已经凝固成深色，像幅抽象的画。

走廊里的红灯还在闪，急诊室的门被推开又关上，永远有新的病人涌进来，带着各自的故事和绝望。

我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什么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