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速扫过病历——carlos，32岁，非法移民，在餐馆后厨被流弹击中，送医时已经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

“血压70/40，心率130！”护士报着数据，手忙脚乱地准备升压药。

我的手指搭上他的颈动脉，触感微弱得像风中残烛。

我扯开被血浸透的纱布，子弹入口在左胸第四肋间隙，边缘外翻，大概率伤及主动脉。

“准备开胸包，联系手术室！”

我的声音冷静得像结了冰，眼神却在快速计算——从急诊室到手术室需要三分钟，而他的血压撑不了那么久。

“他没有医保…也没有身份证明…”护士长在旁边低声提醒，语气里带着点无奈。

在美国的急诊体系里，这样的病人往往意味着无尽的麻烦，甚至可能影响科室的绩效评估。

我没抬头，手里的止血钳精准地夹住出血点：“我只负责让他活着撑到手术室。”

女人还在哭，怀里的小男孩大概四五岁，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手里攥着半块咬过的玉米饼。

我的动作顿了半秒，突然想起十六岁那年在南粤的散打馆，林疏棠也是这样睁着眼睛看她，像只受惊却不肯后退的小鹿。

但此刻，我不能有任何迟疑。

“利多卡因10l静推。”我吩咐道，指尖在他胸口按压的力度始终稳定，“准备自体血回输，别浪费时间配型。”

监护仪的警报声渐渐平缓了些，心率降到110。

我看着男人苍白的脸，突然注意到他左手虎口处有个模糊的纹身，像朵歪歪扭扭的花——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儿子的小名。

手术室的门推开时，我的白大褂已经被血浸透了大半。

主刀医生接手时，看了眼监护仪上趋于稳定的数据，朝我点了点头：“做得不错，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