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他记错了也不一定——这药的包装，和kev给他擦的，很像。

他已经独自一人在纽约过了半年有余，仍然没有筹备好一个像样的药箱。

也因为这么久以来，他从未生过病。

大概是因为人在大病一场后，总会形成胜于之前的抗体吧。

毕竟，那场生命中唯一的自甘堕落，几乎要了他半条命。

祝青离开香港之后，身体还一直断断续续的不适，低烧或咳嗽，时不时复发。他懒得再惯着免疫系统，买了一袋子药揣着，先回深圳看了看，住了一两天，祭拜过妈妈和妹妹，之后鬼使神差的，买了张机票，去了重庆。

去之前什么准备也没做，落地打车，的士司机问他去哪儿，祝青说哪里热闹就去哪儿。

对方听他口音是外地人，又有些本地味道，很奇怪。

祝青怔愣之下想了半天，踌躇着寻摸了个可能又没可能的理由：“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重庆人，大概是听他说多了吧。”

其实周琅在他面前很少说重庆话，急了才会冒一两句。幸亏乡音并不难懂，少年之口，字字句句直白清朗，类似的味道听了那许多天，大概也总有印象。

他坐上了黄色的计程车，一路被拉到了洪崖洞，凌晨两点，一下车便奔到垃圾桶旁吐了个死去活来。

“法拉利”师傅匆忙关了车门过来，递给他纸：“你这个男娃儿，才坐了好远就晕成这样？”

祝青眼泪都迸出来，扶着墙喘气，往周边游人如织的盛景环视一圈，然后趁司机还在，抹了把嘴问他，如果自己要在这里长住一段日子，哪里能租到房子。

司机也是心大，他都这样了又把人载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