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主任显然没预料到他如此开门见山，微怔了几秒：“你是想参与试验，还是”

“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谢丞礼没有犹豫，语气坚决，“我已经接受现实，也接受脊髓损伤不可逆。但如果有机会，我想知道，现在技术的成熟程度，我还有没有必要进行尝试。哪怕只是改善一点。”

老主任看了他一眼。

眼前这个年轻人，轮椅里的坐姿极稳，表情一贯沉静，可他刚才那段话，不是询问可能，而是带着一种悄然觉醒，向外伸手求助的姿态。

“我明白。”老主任点头，“你等一下，我把资料调出来。”

他们在办公室待了近两个小时。

从欧美最新一批神经接口试验到日本的干细胞研究项目，从康复配合方案到术后评估机制，谢丞礼问得很细，听得也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在手机上做笔记，偶尔停下来询问某项手术方式的可及性、周期和排异风险，像个重新整理未来蓝图的建筑师。

黄主任看着他的眼神渐渐变了。

他们早年以为他只是稳定适应残疾生活的患者代表，现在才发现，他并不是适应，而是主动选择和过去完整健康的人生做好了割舍。但如今，他似乎开始不甘心了。

两小时后，谢丞礼退出办公室，手上多了几份资料，还有一封介绍信，是主任临时打印的，上面列出一位德国神经修复团队联络人的邮件地址。

他把联系方式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江屿和司机已经等在门口。直到坐回车里，江屿打开后备箱放好他的轮椅时，才隐约察觉出什么：“谢总，等下的会需要推后吗？”

“不用。”谢丞礼想了想，又开口，“晚点帮我联络一位专业医学翻译。我要写封邮件。”

江屿略一愣。只“好的”一声，把车门合上。

车子平稳驶出康复中心大门时，谢丞礼坐在后排，目光落在窗外的落地玻璃上。那一整面透明幕墙后面，就是便签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