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的朋友向我打招呼。我才知道。他叫伊万。

“为什么师兄叫他万尼亚呢?”

“这个和小名一样。”师兄解释,在纸上写下那个名字,像图画的线条一样。

“苏联的名字真难。”我糊涂了“师兄怎么会认识一个苏联人?”

师兄轻轻地笑:“因为一次演出。他也会一些中文。”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师兄,有一天他回苏联怎么办?”

师兄有些不解:“什么怎么办?”

“你们关系那么好。你会难过的吧。”我理所当然的想。

师兄愣了一下,然后用以前我读书念错时纠正我的温和语气告诉我——“世上长长久久是少用的。分别不意味着永别。”

他继续说,因为人生天地间,不死会相逢。

关于师兄的回忆总是令人愉快的,他是那样温柔的人。可是我太久太久没有踏出戏院的门,差点忘记了,他也是如此刚硬坚强的人。

所以日本人要求我们去给他们开堂会时,师兄板着脸,站的很直,说不去。

我好怕。我怕师兄出事,也怕别人指责他。

结果我一向顽固守旧的师父淡淡的说了句“做得好”。

那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我隐约听见院子里争吵声,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说什么“苏联”“往来”“怀疑”……我想多听一些,跑去窗边,听见什么“信不信不是你说的算”“避嫌”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