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疗养院门口，阿尔伯特用意大利语跟人说了来意，里面一个高大女护工打开了门，带我们到一排小屋的最后一间。这里面朝着海边，地中海的阳光强烈无比，显得屋里黑洞洞的。过了一会，我们才看清里面有个人坐在轮椅上，正在用抹布擦拭门边的桌子。又听见他用意大利语说：“萨拉，您能帮我把这小桌子移到外面吗？”接着，他转头看到了我们。

舍伦堡老了好多，这几年他大概病得厉害，看起来瘦骨嶙峋，连眼眶都是塌陷的。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往阴影里躲避了一下。

“西贝尔，”他轻声说，望着我的眼眯了起来，用手遮挡了一下阳光，又看看阿尔伯特，“施特恩先生。”他的德语也许好几年没说了，语调相当缓慢，嗓音也略沙哑。

护工把小桌子搬到外面阳光下，我看到屋子里角落里的床边还挂着很久以前他从我这里拿走的油画，那个森林中的小女孩。只是画已经变旧，颜色不再鲜艳了。

舍伦堡在屋子里小柜中找了找，咳嗽着和护工说了几句话，护工帮他拿来几只干净茶杯。

“我这里长年没有客人，我只有自己用的一只杯子。”他泡了蜂蜜红茶，要自己给我们倒，但轮椅阻隔，我接过了茶壶，他看着我给三个人都倒了茶。

我摘下米白色的阳帽，海边风不小，把我天蓝色的裙子吹得鼓动起来，舍伦堡又打量了我一会，见阿尔伯特握了我手，他把双眼垂下望向别处。

“弗拉维奥说你通知他，说我们有危险，要赶紧离开德国。”阿尔伯特说。

“是的，”舍伦堡说，“两个月之前，那个约翰——你见过此人的，西贝尔。”

我点点头：“他找过我，真叫叫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