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两年，我们可以等。”我说。

他愣愣地看着我：“是的，也许……只需要两年。”

这在昨天还给他带来震惊的消息，在今天听来似乎不那么难受了。也许对于德国失败来说，两年是太快了。但对于一份爱情的约定来说，两年并不算太长。

上午，我给元帅做了治疗，他的烧又退了一点，也不再那么怕冷。

“效果很不错，这个……能量治疗。”元帅很念着这个新奇的词，“明天我就可以回巴黎了。”

“明天？”萨维亚蒂和阿尔伯特同时喊道。

“明天您当然不能回巴黎。”正在查房的医生吃惊地说。

我和阿尔伯特对视了一眼，我并不惊奇。普鲁士军人的倔强，在这位元帅身上如果不是更强大，那就是超级强大。也只有在阿尔伯特和我的事情上，他出于对晚辈的爱做出了重大妥协。

“现在不是去年了，”元帅说，“最近斯|大|林勒格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全局。这次我去大本营开会，元首强烈谴责我，认为我构筑‘大西洋壁垒’太不上心，我怎么能继续这样下去？”

“元首没有强烈谴责您，他也不敢，”萨维亚蒂有点气愤，“毕竟您在上一次战争中身为将军时，他还是一名下士。再说，您也没有很不上心，您只是很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壁垒对整个局势影响有限而已……”

没有“很”不上心，大约也是“有点”不上心的。看来元帅也对德国的失败有了一些心理准备。

从科雷格和阿尔伯特昨天的表现来看，他们这两个“热血”的少壮军派官显然还做不到对结局保持冷静。元帅在軍事上毕竟多年经验，而且经常要通盘考虑整个战局，所以心理预期更符合事实。

“但以您的身体状态，绝对不适合乘飞机旅行。”医生坚持说，然后望向我们，希望得到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