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把其中两双毛袜送给这里的两位朋友，是两名犯人。

一个是那个说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尔。他有好几次路过我时向我微笑。后来他告诉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虽然我毫无印象。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年纪大点的叫弗兰克，回忆了一会说，“其实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较诚实，比较柔和。”

也许他们是受多了冰冷和残酷，把哪怕没有热度的关注，都当作了温暖。

安切尔原本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弗兰克和我是同行，他已经心理学硕士毕业，曾经在维也纳开心理诊所。

我说自己也来自维也纳，父亲还在维纳大学教书，他惊喜地说：“我听说过。他在维也纳大学教古希腊古埃及历史，我似乎还听过他的课……只是似乎有点记不得了。到这里以后有些记忆会模糊。”

“有时候我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在这里只叫编号。”他指了指胸前的5位编码，“你要找我们就叫编号，因为没人叫名字。”

可当我把织的毛袜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弗兰克只是问我要了两只铅笔（我用过的铅笔头）和一些纸。

“我在偷偷写自己的书，”他说，又指了指安切尔，“他在试着写诗。”

“没有，还没写出来。”安切尔连忙否认。

还有三天我就要走了，这天下午，门格勒又要我听他讲解自己的实验设计思路，说到了人体某个部位结构时，从书柜里搬出一厚本解剖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