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原文为德语，Anstand。 “pt”这个拼写习惯再次出现，我一下子激动起来。我发现，从集中营回来后，我最强烈最持久的渴望，就是和当时属于“对方的人”，面对面进行对质。德国读者的来信满足了我的一部分渴望，但我还不满意。那些信是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写的，他们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懊悔，表示对受害者的支持。他们的信很真诚，但也空泛，我从中了解不到另一面，而且极有可能，除了情感层面，他们并没有真正参与那件事。而我期待的会面是另一种，这种渴望很强烈，甚至做梦都会梦到（用德语），就是见到一个之前在集中营管控我们的人。他们当时支配着我们，但从来不会直视我们的双眼，好像我们根本没有眼睛。我不是想报复，我不是基督山伯爵。我只是重新判断一下对方的态度，问一句“现在怎么样了？”如果这个穆勒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那他并不是理想的“对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我产生过同情，即使只有一瞬间，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是同行。可能连这都算不上，可能他觉得我是“同事”与“工具人”的奇怪混合体，不管怎么说，也算个化学专家。我来实验室工作，穿得太不体面 ，但他周围的人甚至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他不是个完美的对手，但我们都知道，完美只存在于故事里，而不是真实的生活中。

我联系了“W”公司的代表，我跟他关系不错，我请他小心调查一下穆勒博士：他多大年纪？什么长相？战争期间，他在干什么？不久我就收到了回复：穆勒的年龄和外表都与我记忆中的相符，他先是在施科保市工作，在那里学习制作橡胶的技术，之后就来到了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我拿到了他的住址，以私人名义，给他寄去了一本德语版的《这是不是个人》，并附上一封信，问他是否真的是奥斯维辛的那个穆勒，还记不记得“实验室里的那三个人”。如果他还记得，那好。请原谅我忽然冒昧打扰，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位担心树脂干不了的客户，也是实验室的那三个人之一。

[40]原文为德语，gerichtlich vorzugehen。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等待他的回信。与此同时，公司层面的书信往来还在继续，就像一座巨钟的钟摆，缓慢地来回摆动。在那些有关化学的公文书信里，我们谈到意大利生产的钒不如德国的好，希望对方尽快寄给我们一些样品，通过空运的方式，运来五十千克，并希望他们免费提供这些样品等等。在技术层面，看起来进展不错，问题正在解决。我们要怎么处理那批有问题的树脂，方案还并不明确：不知道是以折扣价保留下来呢，还是由“W”公司出运费退货，或者是要求仲裁。与此同时，我们按照惯例都说要诉诸法律，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

[41]原文为德语，Anstand。 [42]原文为德语，Mitmensch。 私人层面的回复迟迟没有到来，这让我既恼火又疲惫，不亚于面对公司层面的争端。关于那个男人，我了解些什么呢？我一无所知。很可能，他已经抹去了一切痕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于他来说，我寄去的那本书，还有那封信是一种无礼的冒犯，让人厌恶，不怀好意地翻出已经沉淀的往事，有损“体面 ”。他可能永远不会回信了。真可惜，他不是个完美的德国人，但真的存在完美的德国人吗？抑或是完美的犹太人？这只是抽象的概念，从整体概念到特殊个体，这个过程总是会带来令人兴奋的例外。一开始，对方没有清晰的轮廓，还没有完全成形，就像蛹一样，后来就清晰出现在你面前，可能一点点出现，也可能忽然间出现。他就成了“和你一样的人 ”，有了厚度，有了生命，有一些神经质的动作、反常的行为和举动。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他应该不会回信了。真遗憾。

[43]原文为德语，im Sinne der Bewältigung der so furchtbaren Vergangenheit。 1967年3月2日，回信来了，信纸很高雅，印着哥特体抬头。这封信像是开场白，简短而谨慎。没错，布纳工厂的穆勒就是他。他读了我的书，认出了书里写的人和那些地点，他很激动。得知我活了下来，他很高兴，还问我“实验室里另外两个人”怎么样了。到此为止，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因为这些我都在书里写到了。但他还问起戈德鲍姆的消息，我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人。他还写道，他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读了自己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录。他希望我们可以将来见上一面，到时他很愿意向我讲讲他的记录。他说，见上一面“对于我们都有好处，为了超越可怕的过去，这很有必要。 ”最后他表明，在奥斯维辛遇到的所有囚犯中，他印象最深、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但这很可能只是一句奉承。从他写信的语气，尤其是提到“超越”的那句话，可以看出，这个人似乎期待我有所表示。

现在轮到我回信了，我觉得有些尴尬。你看，这件事已经成了，对手落入了圈套，就站在我面前，和油漆厂的同事几乎没什么两样。他像我一样，用有抬头的信纸写信，甚至还记得戈德鲍姆。他的形象还很模糊，但显然，他想从我这里获得宽恕，因为他有一段需要超越的过去，而我没有。我在他那里买了一批不合格的树脂，只是希望他能减价。情况很有意思，但并不寻常，不完全符合罪人面对审判官的情景。

对我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要用什么语言写回信呢？当然不能用德语，我会犯一些可笑的语法错误，而我当时的角色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还是在自家的阵地上比较好，于是我用意大利语回信，我写道：实验室的另外两个人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死去的。戈德鲍姆也死了，他在撤离集中营的路上死于寒冷和饥饿。至于我，通过我寄给他的书，还有关于油漆的公司书信往来，主要的情况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44]《这是不是个人》的《化学考试》一章中对莱维进行化学考试的人。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这些问题都太多，太沉重了。为什么会有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什么会有潘维茨博士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毒气室？但我觉得，还不是越过某些界限的时候，于是只问他，是否接受我书中说的那些话，我或明或暗做出的判断。他是否认为，法本公司有意利用集中营的奴隶劳工，他当时是否知道，离生产橡胶的布纳工厂只有七公里的地方，奥斯维辛的“设备”每天要吞噬上万条生命。最后，既然他提到了“关于那段时期的记录”，能不能寄一份给我呢？

[45]传说公元前7世纪，罗马与阿尔巴隆加发生战争，双方各选三名勇士决斗以定胜负。代表罗马的勇士是荷拉斯三兄弟，代表阿尔巴隆加的勇士是古里茨亚三兄弟。 我没提见面的事，我对此很害怕。不需要找什么委婉的说法，也用不着说成羞怯、厌恶或是顾虑。害怕，就是最精确的说法：正如我觉得自己不是基督山伯爵，我也不是荷拉斯，或古里茨亚 。我觉得自己不能代表奥斯维辛的死者，认为穆勒是刽子手代表，这也不明智。我了解自己：我没有论战的能力，把他当作对手，会让我分心。我对他感兴趣，更多的是出于对另一个人的兴趣，而不是把他看成对手。我准备好听他讲述，甚至还可能会相信他。愤怒和判断力在事后才会出现，但已经没什么用了。我觉得，我们继续写信交流就好。

穆勒在公司层面给我写了回信，说五十公斤货物已经寄出，“W”公司相信，我们的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友好解决等等。几乎是同时，我期待的那封信也送到了家里，但内容却在我的意料之外。那不是一封典型的信，不能当作范例。如果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收到的信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谦卑温暖，充满基督教精神，来自希望赎罪的德国人；要么高傲冰冷，蛮不讲理，来自顽固的纳粹分子。然而，这个故事并非虚构，现实总是比想象更复杂：少了整齐圆滑，多了一分粗糙，而且通常有不止一个层面。

这封信一共有八页纸，还附了一张照片，看到照片时我吃了一惊。照片上的面孔就是那张脸：他老了，摄影师运用专业技巧把他拍得很高贵。我似乎又听到头顶上响起那句心不在焉、随口说出的关心：“您为什么如此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