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封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写信者并不高明：语言浮夸，无法做到真诚，常常偏离主题，或是夸大其词，说些赞美的话，希望感动人，又爱卖弄学问，处处都很别扭。根本不能用一个总体的评价来概括这封信。

[46]纳粹冲锋队（德语：Sturmabteilung），缩写为SA，希特勒于1923年创立的武装组织，也称褐衫队，创立初期负责维护党内秩序、破坏其他党派集会和革命运动。 他把奥斯维辛事件归因于“人”，而对人不加区别。他对此很悲痛，但从我那本书里写到的其他人身上，他得到了安慰，比如阿尔贝托、洛伦佐，“在他们面前，夜晚的武器也会失去锋芒。”这句子是我写的，但从他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很虚伪，也很不合时宜。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开始，社会上对希特勒的专制很狂热，他也受到了影响，“在这种狂热的推动下”，他加入了一个国家主义学生团体，不久之后，这个团体就归入了纳粹冲锋队 。后来，他退出了组织，并评论说“当时退出，也是有可能的”。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成了防空兵，直到那时，在城市的废墟间，战争才让他感到“羞愧和愤怒”。1944年5月，他得到了化学师资格证（就像我一样！），被派到施科保市，在法本公司的工厂里工作，奥斯维辛的工厂就是那家工厂的扩大版。在施科保，他培训了一些乌克兰姑娘做实验室的工作。这群乌克兰姑娘我在奥斯维辛也见到了，我还不明白，她们为什么和穆勒博士这么熟，当时觉得很奇怪。1944年11月，他和那群姑娘来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地方在当时没有任何特别的含义，对他来说如此，对他认识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论如何，他刚到的时候，技术负责人（可以推测是福斯特工程师）和他见了一面，简短地作了介绍，告诫他：“布纳工厂的犹太人只能干最低贱的活，不许同情他们。”

[47]1944年9月由希特勒下令组建，由16岁至60岁未服兵役的男性组成，是纳粹德国最后的军事力量。 他被派到了潘维茨博士那里，做他的手下。就是这位潘维茨让我参加了一场奇怪的“国家考试”，以检验我的专业能力。穆勒对他的上司评价很不好，他明确告诉我，潘维茨在1946年死于脑瘤。当时，穆勒是负责组织布纳工厂实验室的人，他宣称自己对那次考试一无所知，是他选定了我们三位专家，尤其是选择了我。要是这么说，我能幸存，还多亏了他，这不大可能，但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他还宣称，他曾经和我有一种几乎平等的朋友关系，和我讨论过科学问题，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思考过“哪些属于人类的珍贵价值，被另一些人出于纯粹的恶意毁灭”。我不仅不记得任何此类谈话（我说过，那段时间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只要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判断他说的完全不现实：当时，一切都在瓦解，人与人之间充满怀疑，我又处于生死疲劳。只能说，穆勒的描述纯属事后想象，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也有可能，这些事他已经对很多人讲过了，却没有想到，这世上唯一无法相信此事的人就是我。可能他出于好意，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更容易接受的过去。他不记得关于胡子和鞋的事了，记住的却是其他类似的事，在我看来，这也可以接受。后来，他知道我得了猩红热，尤其是知道所有囚犯都要步行撤离时，很担心我能不能活下来。1945年1月26日，党卫军派他加入人民冲锋队 。这支混乱的军队，由之前未服兵役的人、老人、孩子组成，试图阻挡苏联人的进攻。但幸运的是，前面提到的技术经理救了他，准许他逃回后方。

[48]原文为德语，eine Tarnung。 [49]原文为法语，Nihil de Principe。 对于我提的关于法本公司的问题，他直截了当给出了肯定回答。他知道，工厂里的工人是囚犯，但这只是保护囚犯的方式。他甚至认为（真是难以置信），整个布纳—莫诺维茨工厂，占地八千平方米的巨型设备，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让他们活下来”才建造的，而不许同情犹太人的命令是“一种伪装” ，一种掩饰。“原则上不存在” ，他完全没有指责法本公司。不管怎么说，他还是“W”公司的员工，法本就是W公司的前身，他总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在奥斯维辛工作的短暂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残害犹太人的事情”。他的说法自相矛盾，让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这并不让人意外。那时候，大多数德国人都保持沉默，学会了让自己知道尽可能少的真相，越少越好。他们都不问问题，显然他也是这样。天气好的时候，从布纳工厂，可以看到焚尸炉冒出的烟，即便这样，他也不愿向任何人寻求解释，也不想给自己一个解释。

[50]原文为德语，keine Ahnung。 德国快要完全溃败的时候，他被美国人抓住了，在一个关押战犯的营地里关了几天。他讥讽说，那是个“原始的地方”。就像我在实验室遇到他时一样，直到写下这封信，穆勒依然对集中营“一无所知” ，他在1945年6月底回到家。我问他要的记录，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

他认为，我的书超越了犹太文化，将“爱你的仇敌”这一基督教规训付诸实践，证明了我对“人”的信任。最后他坚持说，我们有必要见一面，在德国或是意大利都可以。他已经准备好来找我了，时间地点都由我决定，不过他更倾向在利古里亚海岸见面。两天后，我在公司也收到了“W”公司的信，这当然不是偶然，除了落款相同外，它和那封私人信件的日期也一样。这封信语气温和，表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我们的任何提议。他们解释说，有的坏事也能带来好的结果，通过这次事故，他们了解到环烷酸钒对树脂的作用，从今以后，他们将把这种物质直接加进树脂里，对所有客户都一样。

[51]原文为德语，entpuppt。 [52]原文为德语，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 我能做什么呢？穆勒已经“现了原形” ，他破茧而出，清清楚楚出现在眼前。他既非无耻之徒，也不是英雄。无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他在信里浮夸卖弄，编造谎言。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过滤掉，就会看到他的灰色形象，是人的典型样本，是瞎子王国里众多的独眼人之一。他盛赞了我，言过其实地说：我能做到爱自己的敌人。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即便很久之前他给过我一些特权，即便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敌人，但我并不爱他。我不爱他，也不想见到他，虽然我还是有些尊敬他：当个独眼人也不容易。他不是那些装聋卖哑、玩世不恭，对各种事情充耳不闻的人。他没有得过且过，他在和自己的过去做清算，但账目却对不上，为了账目能对上，他可能耍了点手腕。但对于一个加入过纳粹冲锋队的人，还能苛求他什么呢？我可以拿他和其他人进行对比，我经常在沙滩上，或是工厂里，见到其他诚实的德国人，但他还是占了上风。他对纳粹主义的批评怯懦又委婉，但没有试图辩解。他寻求一场对话，因为他还有良知，并且想办法不让自己受到良心的谴责。在第一封信里，他提到“超越过去”，“与过去和解”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固定说法，是当今德国的一种委婉语，通常的理解是“纳粹主义的救赎”。但这个说法中含有“walt”这个词根，在德语里，也可以组成一些其他词，比如“统治”“暴力”“强奸”。我相信，要是把这个表达理解为“对历史的曲解”“对过去的强暴”，与它深层的含义倒是很近。但即使像这样，躲藏在陈词滥调里，也好过很多德国人的迟钝表现。穆勒想超越过去，他的努力很笨拙，有点滑稽，让人愤怒，也让人难过，但还算体面。他不是曾经给了我一双鞋吗？

等到星期天，忙完了其他事，我忐忑地准备给他写一封尽可能真诚、公正、恰当的回信。我这样打了草稿：感谢他让我进入实验室。我已经准备好原谅敌人，甚至可能爱他们，前提是：他们要有悔过的表现，当他们不再是敌人时，我才会原谅他们。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敌人拒绝悔改，而是坚持给他人制造痛苦，这种人当然不能原谅。我们可以试着拯救他们，也可以（或者说必须）和他们对话，但我们的任务是审判他们，而不是原谅他们。至于如何具体评判穆勒的行为，这也是他明确提出来的，我谨慎地提起了他的两位德国同事，相比之下，这两位同事比他要勇敢得多。我承认，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是英雄，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像他这样诚实，但不作为，那这个世界还可以忍受，但这不现实。现实世界里有拿着武器的人，他们建立了奥斯维辛，而那些诚实而软弱的人正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因此奥斯维辛的悲剧，每个德国人都难辞其咎，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允许再有不作为的人。关于在利古里亚海岸见面的事，我只字未提。

[53]基督教（天主教）宗教节日，在复活节后五十天，庆祝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 [54]利古里亚海岸城镇。 就在这天晚上，穆勒从德国给我打来了电话。这次通话干扰很大，听不清楚，此外我也很难听懂电话里的德语了。他声音断断续续，说话很艰难，语气很激动。他说六周之后，圣灵降临节 ，他会来菲纳莱利古雷 ，我们可以在那里见面吗？这问题很突然，我没来得及仔细考虑就答应了他。我请他确定一下到达的具体时间。我把写好的草稿放到一边，那封信已经没用了。

八天后，我收到了穆勒太太的消息，得知洛塔尔·穆勒博士意外离世，享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