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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的护士回忆，小姑娘失踪的那天，是2020年五月里的某一天。

她为小姑娘做了厚厚的三本诊疗记录——这并不是护士职责范围内的事，只是这个小姑娘从七八岁时就躺在了这张病床上，护士想到这孩子就心里难受，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简单地记录一下小姑娘的日常饮食、输液时间、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我一直想着，等她爸爸妈妈来接她了，就把这三本日记‘啪’地甩到他们脸上。痛痛快快教训他们一顿，要问问他们‘孩子天天喊痛、天天想你们，你们做父母的心是铁打的吗？’”护士不忿地说。她的嗓门很大，讲起话来粗粗拉拉的，好像有谁在她喉咙里铺满了沙砾。她的手指也很粗，拿起针头的样子像在拎着一把锄头，可是住在这里的小孩子都愿意找她打针，她总是一针就能扎入血管，又轻又快，指尖柔柔的，厚重的掌心覆在小孩子的手背上，替他们暖一暖流入血管的冰冷药液。大家都叫她“冯一针”。

“这个小姑娘，体重怎么越长越轻？”小柳轻轻翻动诊疗记录，她发现，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患者几乎失去了一半的体重。

“噢，病灶转移了。”冯一针护士轻描淡写地说。遭遇这种事情的患者太多了，她已经不再认为截肢是一件多么特殊的事了。

而小柳的心却有一阵颤痛，她在记录里看到，这个孩子在刚入院时，每天要问三四十遍“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而2016年的那场手术结束后，这个孩子再也没有问过。

“那段时间，”冯一针护士的手在纸张上摩挲着，温温热热的掌心在融化那些横平竖直的字迹，“她有了一个朋友。”

“朋友？”

“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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