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也在等。

巨大的罪恶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陈阿姨嘴里卓峰描述的我，像是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身为罪魁祸首，却在受害者包庇下若无其事地装好人。

这种感觉比让我死了还要痛苦。

医院为陪护家属在icu病区旁边准备了陪护床，一张病床对应一张陪护床，陈阿姨住在了医院里。

术后第八天，卓峰苏醒了，问什么能眨眼、点头、摇头回应。但只持续极短的时间，又再度昏迷。

陈阿姨告知我这件事时，喜极而泣，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只仓促说了句：“太好了，他一定会很快康复的。”

真到了这一刻，我忽然再度恐惧起来，不敢见到卓峰。

我迅速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公司继续上班。

组长帮我保守了秘密，对外说我是在浴室摔倒手腕受伤。

同事们欢迎我回来还准备了花，七嘴八舌，不知是谁先提到生死未卜的卓峰，所有人又都沉寂下来。

术后第十天，卓峰被转移出icu病房，进入双人病房。

我留了联系方式，陈阿姨经常联系我，告诉我卓峰的恢复情况。

幸好是年轻人，恢复快，加上颅骨骨折没有太严重，现在他已经能开口说话了。

担心陈阿姨过度劳累，也顾虑医院护工照顾不周——我当然不是怀疑医院护工的能力，他们需要照顾的病人很多，大部分不是一对一，难免会有疏忽的地方。

我到达病房时，卓峰是睡着的。

陈阿姨对我的到来很高兴，她说，卓峰很幸运有我这么个朋友，真遇上事了，好朋友还是靠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