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林说的不错。红军的好马都在前线。他们的骑兵师是全军的骄傲，人人都希望提拔到骑兵师去。他们骑在三千匹左右的漂亮宁夏马上，从体格上来说是全军最优秀的。这些快骑比华北的蒙古马高大强壮，毛滑膘肥。大多数是从马鸿逵和马鸿宾那里俘获来的，但是有三足营的马是将近一年前与国民党骑兵第一军司令何柱国将军作战时夺取过来的，其中一营的马全白，一营全黑。这是红军第一骑兵师的核心。

红区外面的人在红军进入甘肃和宁夏的时候曾经预言，回民骑兵会把他们打得溃不成军。结果却不然。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办了一所骑兵学校，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李德是个驰骋能手，曾在俄国红军骑兵中服过役。不象不会骑马的多数南方人，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许多都是生来就学会骑马的，因此从这些本地人才中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精锐的骑兵。他们在一九三六年上战场，西北就出现了新式的骑兵战。

回民是驰骋能手，但不善在马上开枪或挥刀，汉民骑兵也是如此。他们的战术是与步兵配合，疾驰前进，两翼包抄，如果这样还不能击溃敌军，就下鞍蹲地射击，这样就失去了机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使用马刀，这是红军兵工厂土制的，质地粗劣，不过足以应付需要。红军骑兵挥刀冲锋，很快就声誉卓著。在短短的一年内，打了几场胜仗，俘获了不少新军马。

我在甘肃随红军骑兵骑了几天马，或者精确地说，随红军

骑兵走了几天路。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有俘获的西式鞍子，但是每天行军结束时，我觉得不是马在侍候我，而是我侍候马。这是因为我们的营长不想让他四条腿的宝贝过累了，要我们两条腿的每骑一里路就要下马牵着走三、四里路。他对待马好象对待狄翁尼家的四胞胎1一样，我的结论是，任何人要当这个人的骑兵得首先是个护士，而不是马夫，甚至最好是个步行的，不是骑马的。我对他爱护牲口表示应有的敬意——这在中国不是常见的现象——但是我很高兴终于能够脱身出来，恢复自由行动，这样反而有的时候真的骑上了一匹马。

我对徐海东有点抱怨这件事，我怀疑他后来要对我开一开玩笑。我要回预旺堡时，他借给我一匹宁夏好马，壮得象头公牛，我一生骑马就数这次最野了。我在草原中一个大碉堡附近同十五军团分手。我向徐海东和他的参谋人员告别。不久之后我就上了借来的坐骑，一上去之后，就如脱缰一般，看我们俩谁能活着到达预旺堡了。

这条道路五十多里，经过平原，一路平坦。这中间我们只下来走过一次，最后五里是不停地快步奔驰的，到达终点时飞跑过预旺堡大街，把我的同伴甩在远远的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门前我纵身下马，检查了一下我的坐骑，以为它一定要力竭晕倒了。可是它只轻轻喘着气，身上只有几滴汗珠，但除此以外，这畜牲纹丝不动，若无其事。

问题出在中国式的木鞍上，这种木鞍很窄，我无法坐下，只能双脚夹着木鞍，走了全程，而又短又沉的铁镫子又使我伸不直腿，麻木得象块木头。我只想歇下来睡觉，却没有达到目的。

1当时加拿大一妇女一胎生了四个婴孩，轰动了全世界。——译注。

二

“红小鬼”

一天早上，我登上预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一眼就望得到三十英尺下的地面上在进行着许多不同的、却又单调和熟悉的工作。这仿佛把这个城市的盖子揭开了一样。城墙有一大段正在拆毁，这是红军干的唯一破坏行动。对红军那样的游击战士来说，城墙是一种障碍物，他们尽量在开阔的地方同敌人交锋，如果打败了，就不固守城池消耗兵力，因为在那里有被封锁或歼灭的危险，而要马上撤退，让敌人去处于这种境地。一旦他们有充分强大的兵力可以夺回那个城池时，城墙拆了就容易一些。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了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接连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小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象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

“四年！”我不信地叫道。“那末你参加红军时准是才十一岁啰？你还参加了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