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安静地躺在地毯上，屏幕漆黑，像一只嘲讽的眼睛。他没有勇气再捡起来。那句未能发出的“我想见你”，卡在喉咙里，化作一团灼热的硬块，咽不下，吐不出。

几天后，江澄回来了，带着一身外面的寒气和新年的喜庆。她敏锐地察觉到哥哥的状态比之前更糟，那种沉寂不再是疲惫，而是一种从内里透出来的、了无生气的灰败。

“哥，你没事吧？”江澄小心翼翼地问，递给他一杯热牛奶。

江郁接过杯子，指尖冰凉，没有喝。“没事。”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江澄看着他消瘦的侧脸和眼底浓重的青黑，心里难受得厉害。她犹豫再三，还是低声开口：“我……我试着联系过贺凛哥……”

江郁猛地抬起头，瞳孔骤缩，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蜇了一下。

“……联系不上。”江澄的声音更低了，“他之前的号码停机了。我托人打听，只知道他去了北欧，具体在哪里，没人清楚。他好像……真的打算彻底消失了。”

四个字，像四根冰冷的钉子，将江郁最后一丝微弱的希冀也钉死在了棺材里。

他握着杯子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温热的牛奶溅出几滴，落在他的手背上，他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也好。”他听到自己用一种异常平静的、仿佛从很远地方传来的声音说，“这样……也好。”

他站起身，没有再看江澄，径直走回了卧室，关上了门。

背靠着门板，他缓缓滑坐下去，将脸埋进膝盖。肩膀剧烈地耸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极致的痛苦，原来是无声的。

第二天，江郁开始发烧。来势汹汹，像是积压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决堤的出口。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拒绝看医生，也拒绝吃药，只是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梦时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