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他请假在家，隔一段时间就来探一次体温，递水送药，动作生疏却仔细。

我们交流依旧不算多，但却渐渐熟悉了起来。

我几乎快要习惯这种生活。习惯房间里另一个人的气息，习惯餐桌上两副碗筷，习惯无名指上那枚戒指的存在。

某个周末的清晨，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木地板上洒下细碎的光晕。

我抱着晾好的衣服穿过客厅，准备回房整理。

温明朗坐在沙发上查看邮件，手边放着一杯黑咖啡。

一叠文件散放在茶几一角，最上面是几张房产信息，某处高档公寓的彩页，价格不菲。

我的脚步几不可查地顿了一下。对了，这场婚姻原本就是有期限的。他需要婚姻身份规避家里的麻烦，我需要一个逃离的跳板。现在，他斯坦福的学业顺利，我也基本站稳了脚跟。这场合作，似乎到了该清算的时候。

这些文件，是准备物色离婚后的新住处了吗？

心里掠过一丝极细微的、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滞涩。我垂下眼，抱着衣服快步走进自己房间，关上了门。

晚上吃饭时，气氛有些沉默。

温明朗似乎没察觉，或者说他从来就是这样。饭后，他收拾碗筷，忽然像是想起什么，开口：“明天晚上有空吗？”

我正擦桌子的手一顿：“有的，怎么了？”

“有个校友组织的晚宴，在市区，要求携伴参加。”他语气寻常，像在讨论天气，“方便的话，一起？”

我愣住，抬头看他。携伴参加？以什么身份？合作伙伴？还是……法律意义上的配偶？

他推了下眼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