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只能点头，低声应着：“……我知道。”

秦屿似乎很忙，但每天都会抽时间来医院一趟，有时只是停留十几分钟，询问一下病情，有时则会多待一会儿。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对谢知时有明显的亲密举动或言语上的压迫，举止甚至称得上克制有礼，在谢爸爸面前完全是一副可靠又疏离的恩人形象。

然而，这种“正常”和“距离感”，反而让谢知时更加心慌意乱。

他发现自己开始不受控制地依赖他的到来。

每当走廊响起那沉稳熟悉的脚步声，他的心会下意识地提起。

当秦屿用那双深邃的眼睛看向他，哪怕只是平静的一瞥，他也会心跳失序。

当秦屿用那低沉的声音和医生交谈，安排事宜时，他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

这种发现让他感到恐慌和自我厌恶！

他怎么能依赖一个用强制手段囚禁他、威胁他的男人？

就因为他在母亲病危时伸出了援手？

这难道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最典型的表现吗？

可是，理性上的抗拒，却无法抵消情感和本能上悄然发生的改变。

那天下午，母亲终于从icu转回了普通病房，虽然还很虚弱，但已经能微弱地说话和进食了。

谢爸爸欣喜若狂，守在床边寸步不离。

谢知时稍微松了口气，走到病房外的走廊尽头，想透透气。

窗外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城市，却无法驱散他心头的迷茫和沉重。

一件带着体温和熟悉雪松气息的外套，忽然轻轻披在了他的肩上。

谢知时身体猛地一僵，倏然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