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我的怒气早已平息，却又始终放不下骄傲主动求和，固执地等着他先低头。可最后等来的，竟是他离开的消息。

在他走后，我生着闷气，辗转于愤怒与自责之间，不断反思，终于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状态有多不对劲。

我独自躲在图书馆里，意外看到18岁送他的红皮书，便鬼使神差地，留下了‘求救’的话语。

我不奢求他能看到，我更猜不到他还会回来。我只是安慰着自己，一边寄希望于缥缈的希望，一边安慰自己

谈谈这病症吧，我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缘由。

在外人看来，甚至在岑仰眼中，我一直有个幸福的家庭。可五岁前，我总觉得我们家是个漂亮笼子。

父亲总忙于出版社的业务，整日不着家。母亲生下我后，不知是产后抑郁还是别的什么，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冷冰冰的。她有时会突然抱住我，事无巨细地照料我的起居；有时又淡漠得像块木头，直接把我丢给保姆。

我们家早年讲究精英教育，他们是爱我，却也严厉。在岑叔叔带着岑仰住进来前，我的童年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这似乎与我们家现在呈现的情景不太一样对吗？这与岑仰口中描述的幸福家庭截然不同对吗？我也想知道父母转变的原因，但很可惜，我不知道。

大概是岑仰住进来的第八年，父亲渐渐从出版社退了下来。

我曾质问过他：“是不是因为你缺席，才让妈妈变成那样？才让她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