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飞蛾好像被落在后面，孤零零留在两年前，留在那张模糊的录像带里。

“哦，”卫真说，“那是好奇了。”

傅莲时笑道：“也不算吧，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天才，希望他过得好而已。”

两人彻底走下楼梯，曲君难得没有看书或者看报纸，而是拿着一根笛子，左右摆弄，也不吹。卫真道：“有没有问过曲老板？”

曲君没作声，想必已经听见他们说话了。傅莲时说：“问过一次。”

“如果曲君哥都不知道，”卫真说，“我就更不知道飞蛾在哪了。”

上回曲老板含糊其辞，傅莲时还以为他和飞蛾不熟。但今天听来，倒好像曲君才是飞蛾的朋友。

“要问过得如何嘛，”曲君慢悠悠说，“不好不坏吧。别的我就不懂了。”

不好不坏，究竟是好还是坏呢？不知道飞蛾在哪，又从何得知这个“不好不坏”？

这话像在敷衍，傅莲时有点儿泄气。

飞蛾简直不像人了，像梦中的幻影。因为录像带里的飞蛾模糊缥缈，所以当他走近自己的生活，形象也是如此若即若离。

“好吧。”傅莲时没再追问。

他挥别曲君和卫真，走到外面街口。小楼每扇窗子黑洞洞的，唯独琴行亮灯，像长在楼底的心脏。

卫真的话被他翻来覆去咀嚼。昆虫乐队也会“身不由己”地解散。

当年昆虫的几个人，年纪都在廿三、廿四岁，今年该廿五廿六了。原来长到二十多岁，还是身不由己。

不知道他在外奔忙的父母、学校里作威作福的廖蹶子、永远站在台上训话的校长，还有把贝斯弹得坚定又自由，像灯塔、像破晓一样的飞蛾，他们是否也经历过迷茫的时刻？有一瞬间傅莲时觉得，长大不过如此而已。

第8章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