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说道别的话，余想的身影慢慢隐入登机口。

红绿灯口，车有些堵。红色的刹车灯在蜿蜒的山路上连成一片璀璨却滞涩的河流，可以望见远处那所红砖尖顶的初中，他们一起在那里度过青涩的三年。

初中的时候，陈禹让的教室在顶楼，余想的教室在二楼。同一幢楼，却互相看不见。

下课后，他偶尔会以找焦牧的借口去二楼，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呆在天台上。

那里的视野，可以俯瞰整个中庭和每一间教室。

他往下看，知道她坐在倒数第二排。

窗外高大的凤凰树枝叶婆娑，光影在余想的发梢跳跃。天台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永远不会发现，他在看她。

那天余想喝醉，躺到他床上。陈禹让一宿没睡，晨光熹微时，莫名回了初中，站在天台，依旧可以望见那间教室。

口袋里刚好留一枚硬币，他告诉自己，正面，他去找她复合；反面，他等她来复合。

可最后他根本没看是正面还是反面，下楼后随手将那枚硬币扔进了水池。

此刻，在这拥堵的车流里，他才明白抛硬币并不是选择。

原来是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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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部的顶层会议室，冷气开得格外足，余想早有预备地套了件长外套。

新加坡的职场文化偏向严格，强调效率与结果，哪怕是她和莫丞昱及时发现贴牌假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祸起萧墙，董事会内部出了如此纰漏，她身为负责人，无从推诿。

会议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她和莫丞昱任命挨了四小时的骂，后面一个多星期被流放到总公司的各个岗位，学习怎么管理公司。

她从清早跟到深夜，在不同部门间穿梭，记流程、看操作、写报告，每天回到酒店时几乎连脱外套的力气都没有。

呆在新加坡的日子被预估的长了些。

这几天，余想一直和陈禹让在微信上发消息。

并不频繁，只是三三两两几句，竟然也堆出了几页的聊天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