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兰回家，把信交给南英，南英也毫无头绪，她拆开信封、展开信纸，读着读着，淌出了眼泪。

“妈，你怎么哭了？”心兰问，南英把信递给她。心兰接过信纸，只见上面写的都是繁体字，心兰认不全，只看到落款是一个名字——尚北砚。

“尚北砚？这是？”心兰不解地问。

“是我大哥。”南英沉声回答。

这个心兰从没听过的名字，正是南英的亲哥，自从49年去了台湾后再无音讯，时隔将近40年，才终于有了消息。

得知大哥尚在，南英百感交集，但她很快警觉起来：“心兰，现在台湾能往咱们这儿写信了？这信，可不能让单位看见。”

心兰解释说：“妈，信就是单位给我的。听说现在开放两岸通信了。”

在海峡的另一岸，1987年5月6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前抗议，他们的上衣上，都写着两个大字“想家”。

南英的哥哥尚北砚就是抗议者中的一员，这些与骨肉至亲隔绝四十年的老兵们，终于无法忍受对家乡的思念，他们向路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

在老兵们走上街头前，急切盼望回家的情绪就已经在台湾社会涌动，到1987年底，终于开放了台湾居民和大陆的联系。最初信件不能直接从台湾寄往大陆，还是要到香港转寄。

尚北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家人的联系方式，等南英收到信时，已经是1988年秋天。

信里写着两句话，是引用台湾诗人于右任的词——“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