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祁挽山和陶娇为了她的嗓子四处奔波，几乎把整个南方的医院都跑了一遍，但得到的诊断出乎意料的一致——

幼时未得妥善救治，女孩的嗓子被摧残到几乎不可能再发出任何声音。

连医生投来的目光都带着探究，怀疑她们是虐待儿童，故意不治，拖了这么多年又才良心发现，想着亡羊补牢。

小陶栀对这些情绪总是很敏锐，她会着急地向医生摆手解释，会用圆珠笔在白纸上一笔一画落下稚嫩的痕迹：她们对我很好、她们很爱我。

这种时候，陶娇和祁挽山总是不忍地别过眼去。

做了几次手术，又打了好多次针，药也不计其数地在吃，陶栀依旧没有能开口说话的迹象。

说不清治不好到底是谁更难受，但陶娇鲜少看见小陶栀露出失落的神情。她那时以为，孩子还太小，不懂治得好与治不好背后的深刻意义。

不过也好，难过和悲伤这些不美好的东西，留给成年人来感受就好。

直到某天，她和祁挽山都因工作忙碌，没办法陪着孩子去打点滴。祁挽山联系了医院的朋友，专门开了间高级病房，让孩子一个人输液。

入了夜，她忙完了一天工作，悄悄赶去医院接孩子。

走廊的灯光惨白，病房里的小灯却暖黄。她站在病房门前，望向里面安静坐着的小孩。

那位医院的朋友害怕小孩输液无聊，给孩子准备了很多糖果和零食，在桌上堆成山。

电视机也打开了，放着某部动画片。

但是陶栀手里只有一张薄荷糖的糖纸，折的方方正正，小小一块，侧颊也鼓出糖果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