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座车厢里，气味混杂。汗味、劣质烟草味、裹脚布的酸臭味、食物的油腻气，还有婴儿的啼哭和大人粗嘎的谈笑声，交织成一首属于底层迁徙者的交响曲。

林晚晚蜷缩在靠窗的位置，身上裹着那件洗得发白、却明显厚实了许多的旧棉袄——这是她用陈老栓留下的几张毛票，在公社集市上从一个急于脱手的二道贩子手里淘换来的。

虽然依旧破旧，但至少能抵御这北上的严寒。

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蓝布包袱，里面是她的全部家当：几件破旧但清洗干净的换洗衣物，一小包用油纸仔细包着的、最精细的玉米面（在公社粮站用粮票换的），还有那两张盖着鲜红公章、被反复摩挲得有些发软的介绍信。

邻座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中年农妇，孩子吵闹不休。斜对面是个满身油污、打着瞌睡的工人。

对面则是一个穿着半旧蓝色干部服、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斯文的中年男人，手里捧着一本卷了边的《红旗》杂志，目光却时不时地瞟向林晚晚。

林晚晚低垂着头，大部分时间都闭着眼，像是在睡觉。

苍白的脸颊在颠簸中更显脆弱，额角那道淡粉色的伤疤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

她呼吸微弱，身体随着车厢的晃动而轻轻摇摆，像一株随时会被折断的芦苇。

这副模样，天然隔绝了许多不必要的搭讪和麻烦。只有偶尔在列车停靠小站，她才会“虚弱”地睁开眼，小心地从包袱里拿出那个油纸包，用手指捻一小撮玉米面，就着水壶里冰冷的白水，慢慢抿下去，动作斯文又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珍惜，仿佛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