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光线昏暗，郑禹胜没急着走进屋，而是转头，看她回屋时背影。她背挺得直，但每一步都像踩在热水上——像怕留痕，又怕踩空。

他靠在门边站了会儿，才进屋。屋里只有一盏桌灯。他打开水壶，烧了一壶热水，坐下翻画稿。

桌子上是他白天画的石屋剪影，铅笔压线，构图收得紧，像是没打算让别人进来。他把图纸翻过去，又翻回来，停在一个未完成的素描页上。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没五官，没轮廓，只有头发和线条。画得草草，但他画了三遍。（1

一遍是坐姿，一遍是楼梯侧影，最后一遍，是她弯腰帮他贴药时的样子。他盯着那幅画，静了很久。

然后低头，把三幅都擦掉了。

屋外的夜风吹动塑料窗帘，发出微弱的窸窣声。

他没回头，也没再画。

谢安琪那晚回到屋里，发现自己在墙角搁着的录音本上，多了一支笔。

是她几天前借给他的。她没听见他什么时候还的。她只是摸了摸那只笔的尾端，有点发烫。像是刚被手握过不久。谢安琪看了眼窗外，屋顶无人，风穿过水塔，呼呼响。她回头拿出录音设备，没再听旧的，而是点开一个新音轨。

麦克风对着窗。她轻声说了一句：“郑禹胜。”

然后关了设备，她不确定这一声会不会录清，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叫一声。

但她知道，真正的开场白，有时候不是“你好”，也不是“我们聊聊”。

而是你叫他一声，他没有转头，但听见了。他听见了，也没走。这就够了。

……

隔天早上，天气降温了一点。天空是湿灰的，空气带了点泥土味。楼下的锅贴铺照常开门，但铁板烙饼声听起来更像雨声，敲在鼓膜上，一下一下，轻却沉。

谢安琪泡了挂耳咖啡，坐在阳台边边那张折叠椅上，一边看稿子，一边等阳光透出来。

桌上的小风扇弱弱地吹着，她用橡皮筋把头发绑起来，留了两绺在耳侧，风一吹就轻轻扫过颈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