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刘家，走出胡同后，骆子儒仍没急着上车，望着与城市繁华格格不入的，眼前破败的堪比“难民区”的区域，突然问步蘅：“蔫了？”

步蘅没否认：“您以前教过我，真情实感不用全数隐藏。”

骆子儒笑了声，又问：“我之前跟没跟你提，我当年为什么入这行？”

步蘅回忆：“我有问，但您之前没有跟我说过。”

骆子儒：“今儿补课。”

步蘅：“您说，我竖好耳朵仔细听。”

骆子儒没计较她那含着促狭笑意的话，径直道：“99年的老黄历了。那年5月，我上一次创业黄了，败得自尊心差点儿跟着死了。和最好的兄弟反目，和父母吵得天翻地覆，手里攒的那点儿积蓄也全拿去给失败买单，丁点儿没剩，日子过得正他丫浑浑噩噩，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混吃等死，对着空气也能咬牙切齿半天。我爷爷是个年轻那会儿卯足力气上阵往前冲，老来下火线，拼命赚家底的老兵，看不惯我不成气候，蹲在我家院儿门口，一连几天换着花样骂我，老人家中气十足，骂得久了，我听着气得打哆嗦。他再多骂一天，我很可能就被他骂成了个回喷自己爷爷的不孝子孙。可没几天，老爷子一出连环骂还没骂完，出事儿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1999年，5月，6枚导弹，5枚爆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成焦土，3人遇难。事件举世皆知。那一年，是很多人的新生，也是很多生命抱憾的终点。

骆子儒道：“新闻铺天盖地飞，很难不关注到，我一个又一个老同学卯足了劲儿写各种檄文。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邵云环、许杏虎的骨灰回家那天，我从院儿里出来，跟着同学上街，憋了很多天的火全吼成了口号。我家老爷子没拦，也没再骂。等我泄完火回去，还在原地坐着的老爷子只问了句：找着新的刀了？我回他：找着了，笔杆子。靠一时愤慨，就这么入了这道门。也没人意外，毕竟念书那会儿念的就是这个，也算干回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