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上次写错了分子式，是谁我不说……”鲍勃没给台阶下，意有所指地说，被亨利头疼地打断：

“看在梅林的份上，谁去行行好关了镜头？我不希望我们的学术垃圾记在纸上不够、还要拿摄像机录下来以供别人观赏笑话——”

画面刹那变为漆黑一片了。仿佛这些人从未存在过。刚才热热闹闹的动静也顷刻间沉入死寂，声波的回荡仍在她恍惚的耳侧徘徊。

小时候不快乐她就会像这样躲在黑漆漆衣橱里，等他们来找她，谈心、或是用幽默风趣的言语哄得自己破涕为笑。

离十八岁生日剩下不到五十天，她没有一直在暗无天日中藏匿。

乱了作息，等她不清楚一整晚究竟有没有入睡地浑噩起床，客厅刺耳的电话声响起：

“早上好，泰特小姐的助手通话中，请问您是不是瓦伦娜·韦勒克夫人？”

“……她出门了。”

“不好意思，麻烦您转告一下她，执行长的动议答辩会将改在明天下午六点，后续结果一个月工作日之内以文件形式通知，请留意查收。”

挂断电话，埃尔弗里德开了主卧的门锁，翻了翻书桌的抽屉，一份草拟诉讼书映入眼帘，标题为“沃里克分区检察方兹代表伦敦人民以一级过失杀人罪起诉劳伦斯·切尼”。

与世隔绝封闭的几天，她短暂脱离掌控的理智重新回归灵魂。电视，报纸，电台广播，现在最能解决她疑问的媒介都触手可及，正是要面对它们的时刻——会把一个人的死简化为名字与数字、或异化为利益手段的它们，甚至超乎自己想象的是：她的状态很平静，没有一丝失控的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