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陆鹤闲时，我再次感受到从胃部到喉咙轻微的痉挛。

从不欢而散开始，他已经整整一周没有任何音讯，我也更换了手机，确认新的手机里不可能再有他的定位软件。

我从未与他断联如此长久，即便是在我们矛盾最大的，我的高中时代，那时他远在国外修读硕士，我们仍然保持着每天隔着时差互道早安晚安的最低联系标准。

我明白，这次我与他之间的矛盾显然比上一次更大也更深刻，代表着底线的重建。

我们最终一定会重归于好，但其间必然会有一场涉及权力的拉锯战，先服软的人必然需要给出极大的让步，我不可能再次接受自主权的丧失，只能是陆鹤闲自己纠正自己的控制欲。

所以我只是摆摆手：“别提我哥，我现在不归他管了，他也不会来找你的麻……”

真不会吗？

“算了，他要是来找你麻烦，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陈谨忱点头，试探性地问：“是因为我的事，您和陆董闹了矛盾吗？”他少见地蹙眉，似乎在真情实意地为自己可能造成的家庭纠纷而愧疚和担忧。

“有关系，不过不能怪你。”我很客观地告诉他，希望他不要因此有负罪感，“这次我哥实在是做得太过了。”

“陆董做得没错。”陈谨忱说，“我写那样的笔记，本来就是违反法律的，他因此而生气也并没有问题，是您对我很宽容。”

“我宽容是因为信任你。”我耐心地和他解释，“我选择和陆鹤闲闹矛盾则是因为他违背我的想法，做了太多越界的事情，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你也没有做任何能让陆鹤闲这样故意伤害的事情，他不是执法者，所以问题在他，你再这样说我要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