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辽刚刚接了一个电话，那头的人说答应替这个工人向工厂讨要伤残抚恤金，但估计希望不大，让姚玉竹有个心理准备。挂了电话后，施辽看着通话记录上答应帮忙的人寥寥无几，叹一口气，恹恹地翻开书准备看，这时手边的电话忽然又响了，她放下笔，走过去，接通。

那边却没人说话，雨声清晰可闻，淅沥而下。往社服部打电话求助的人往往都有难言之隐，施辽见过很多打通了却不敢说话的，因此她也不催，让那边的人做好准备。

她低着头，靠在窗台边，安静地等着，百无聊赖时，随手拨了拨雪纺的白色织花窗帘。

忽然间，那头有人道：“施辽。”

熟悉不过的声音。

她蓦地有些紧张，忙抓紧听筒：“张……”

将要脱口而出他的名字时，她忽然顿住，意识到或许在现在的情况下，他的名字是不能被轻易提及的。

“那天在台下，是你吗？”

“是。”

“你一直都在上海？”

“明天就走。”

邹广说过现在进出上海的关口虽然查得严，但毕竟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愿意当日本人的狗，替他们办事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所以施辽以为他会趁机离开。

“那怎么不早些走？”她心里始终捏着一把汗。

等了半天，他却沉默以应。

“可惜没能给你过个生日。”她忽地说，有些遗憾。

他的生日还是她在收到他寄过来的生日礼物时去信问的，她信里的内容他还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