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直到十九世纪现代印刷技术发明，对纸张需求极速飞涨，才以木浆纤维取代原有的棉麻纤维制造纸张，而当时一些贵族保守人士仍以使用羊皮封面棉麻纸记事本为傲，甚至将这种笔记本带至中国。

这与徐女士婆家祖上是富贵人家的说辞相符。

晚清时期，穷苦人家也用不起这种记事本，倒是高官富豪能用上西洋物件。

吴静殊转而小心地翻动内页，查看内容。

杂记一看便出自女子之手，以娟秀的簪花小楷，记录着随夫下西洋求学第一次乘邮轮、第一次坐汽车等留洋生活见闻。

先写，“……一声汽笛，自此扬航，故土渐远，他乡何如？”

又写，“……海上遇风雨，颠簸甚苦，仍有孩童奔跑喧闹，男士聚首欢谈，苦中作乐……”

一旁用笔草草勾勒两只海鸥和一片阴云。

吴静殊看得眼放精光。

这满满三本杂记，若按记载的内容推测时间，竟同中国第一位以外交使节——晚清外交家钱恂——夫人身份出国游历的单士厘相差无几。

区别只在于，单士厘因是外交家夫人，与先生钱恂先使日本，后周游欧洲列国，长达十年之久。归国后更将见闻及日记整理撰写成《癸卯旅行记》、《归潜记》，予以出版；而徐女士婆婆祖上这位夫人，虽写了厚厚三本杂记，却最终锁于深闺，压在箱底，从未有机会向世人展示。

她搁下放大镜，轻轻将杂记与书信放回漆匣内，阖上匣子，随后摘下口罩手套，请徐女士到一旁落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