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不该带这些餐具！”阿尔伯特气得把破碗丢到了车外的沟里。

“都是诺娜妈妈|的宝贝，”我笑，“她本想带两孩子坐火车先去慕尼黑，结果兄妹两一个都不愿意跟她走，一定要坐你开的汽车，把她气得不轻。你要是再把这些东西丢了，她不发疯才怪。”

再说这几年日子不富裕，家当是好不容易积攒的，我也不舍得扔，这才把车塞了个满满当当。

“为什么一定去慕尼黑嘛。”曼尼说，“我讨厌转学。”

曼尼在海德堡已经上到四年级，有了不少朋友了。

“因为爸爸妈妈在慕尼黑都有了新的工作。”阿尔伯特说。

阿尔伯特回来后，申请到了在海德堡大学的读历史系博士的机会，同时也在帮助美军配合历史调查。后者也是他被释放回国的原因之一。到51年底，前总参谋长哈尔德找到他，希望他到慕尼黑在一所军校担任老师。

我前几年一直在做寻亲类的占星，随着战争结束日久，寻亲的人少了，我也不希望一直做占星，想重拾心理咨询和催眠业务。可是在海德堡住户之间，我做占星的名气流传开了，再做心理咨询反而不顺。大家找我仍是占星。

恰好这时有人通过沙医生的儿子找到我，说他的老板是美国一家公司的总裁，以前找过我做咨询，想给我投资在慕尼黑开心理治疗室。阿尔伯特还问我，这件事是否可靠，我想不起这位总裁是谁，也不确定。不过另一件事到是让我下了决心，我的一份书稿交到慕尼黑的几家出版社，有一家愿意留下看一看，也许有可能出版。

这是关于阿尔伯特父亲的一些教导，夹杂着对前世西贝丽生活的回忆，原本是讲给阿尔伯特听的，他认为可以写成书稿。写成后几经修改，但海德堡出版业虽然发达，却没有出版社愿意接收，说我写的小说不是小说，哲学不是哲学，读者不一定喜欢。阿尔伯特多次奔波无果，我一直劝他也许“机缘未到”。

后来他到慕尼黑见哈尔德，把我的稿子给了那边几家出版社，没想到很快有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