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时，元帅会让我挽着他的胳膊。

“除了比拉和迪莎，这条年老的胳膊有很多年没有年轻女士的手光顾了。”

“那我很荣幸。”

巴黎的春天比柏林更早，气温更暖。道边的一大丛绣球花已经渐次开放，我从中摘下一朵淡蓝色的小花，插在元帅左胸前的衣袋里：“替比拉送给您。”

他宠爱地瞧着那朵花，就像瞧着最小的女儿：“你是个让人幸福的孩子，我让你在这里工作，你怎么看？”

“是不是希望他们对我有些印象？”

“是的，”他说，“我要让他们记住西贝尔·埃德斯坦，而不是谁的未婚妻。”

我明白了，如果我和阿尔伯特同来，那么我就只是元帅外甥身边的一个女人，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记忆。可是现在，我给他们做了治疗，他们会把我当作一个单独的人记住。

“我不确定这真的会有帮助，”他说，“如果将来，即使我不在了，你和阿尔伯特结婚遇到阻力，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对你的认可而支持你们，而不会认为‘某个老元帅的外甥和一个毫无印象的非雅利安女孩结婚，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在巴黎郊外还没有完全降临的夜色中，在花草浅淡的馨香中，这些关怀的话以近乎严峻的口吻说出来，让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动容。

“这丛花看起来不错，你把萨维亚蒂叫来，让他给我们在这里照相。”他说。

我叫来了萨维亚蒂，给我和元帅在绣球花前照了一张合影。

“明天照片洗出来，给阿尔伯特寄去一张。”伦德施泰特说。

“我也会把您今天说的这番话告诉他，”我说，“要不然他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打算。”

“不告诉他更好！只寄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