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头，印象中没有太过火的。或者，我的判断根本不能作为标准，因为我的想法已经跟不上当|局控制的力度了。

“我们系也有几位教授去了美国，有一个对我还挺好的。”她语气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在走一条正确的路吗？”

父亲3月份去了法国，米娅也早就离开了柏林。我一个人放学在家经常十分寂寞，于是和希尔德和丽塔就见得多了。丽塔春季从护士学校毕业，已经在空军医院工作。

“你考医生吧，护士照顾人太累了。”希尔德对丽塔说，“你母亲以前当过我的家教老师，我让父亲帮你找个名额去上学。”

丽塔微笑着摇头，说自己想早点工作。“这里挺好的，可以和西贝尔多见面。”

就这样，时间到了6月底。

那天我一个人听广播，新闻说，苏德战争爆发了。我望向房间墙上的地图。那一排标记阿尔伯特发信地址的红色路径，从柏林东边不远处，一直延伸到了苏联边境。

战事初期，我还正常收到阿尔伯特的信件，甚至还有照片。其中一张他坐在一个小高地的岩石上，瘦了些，但是很精神。天气热了，他没有围巾，但胸前口袋上的猫头鹰小徽章闪亮亮的。他背后远处是一大片地势较低的荒野。有几辆辆坦克停在那里，像大地上蛰伏的巨石或巨兽。

后来他的信越来越少。我猜度是不是战争吃紧，不停地安慰自己他只是参谋，遇险的可能性不大。

终于在7月底的一天，我在周末接到了科雷格的电话，约我在蒂尔加藤公园见面。

“阿尔伯特的一些事要告诉你。”他说。

我屏住了呼吸，抓着听筒的手止不住地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