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俾斯麦大街罗萨提饭店和朋友吃饭。然后在歌剧院看了芭蕾舞剧《科佩利亚》。我是从学校放学直接到的俾斯麦大街，之前给家里打了电话。芭蕾舞剧的门票还在我家里的一件灰红格子大衣的兜里。”

“有人举报你晚上9点左右到《法兰克福报》驻柏林的报社那里找了一个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其中一个大鼻子的审讯员说，他的语气比较平和，但听起来事情并不简单。

“一封什么信？”我问。

“这应该问您，小姐！”另一个油红脸膛的胖家伙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的皮带把圆肚子勒成了上下两个球。

大鼻子把红胖子按住，不让他继续嚷嚷，“听完这位小姐的证词。”

“我没有送过任何信，”我说，“从学校放学后到11点左右回家，我都和……男朋友在一起，没有分开，他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可以作证！”

听到这里，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大鼻子问明了阿尔伯特的名字，眉头皱了起来，表情里多了顾忌。他让红胖子在这里看着我，自己出去汇报核实了。

红胖子坐在门口，一开始用那双鱼眼睛盯着我，后来打了几个哈欠，锁了门出去了。他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旁边的审讯室里一声接一声的凶狠的质问，还有打人的惨叫。

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里没有暖气，我又只穿了一层羊毛袜，腿冻得发麻。过了有一个小时，我实在累了，坐在红胖子先前的座位上闭目养神。

脑子里反复思索着，一封信？什么信？

我几乎进入了冥想状态，在混沌中寻找着事件线索，一张报纸和收音机的印象模模糊糊从无意识中浮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