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之后，新四军在南方组建，需要以隐蔽方式购置装备、开展招募、打通给养路线。

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街头筹款”能完成，必须要利用大城市的金融网络。

部署情报站、印刷传单、建立无线电台、掩护干部行动，也都要花钱。

传统方式是各地党组织自行筹款，但在经济萧条和战事混乱下，不稳定且效率低。

一旦能渗透到“信孚证券事务所”高层，就意味着可以运用证券交易的方式，暗中调拨资金、转移款项，而且不易被日军和其他势力察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也希望从国际社会争取一定支援，其中就包括了民间国际游资。

若能利用“信孚”庞大的外资客户网络，通过发行华人救国债券、海外侨汇等手段，潜移默化将款项输送到前线，更能扩大支持面。

在现代观念里，证券交易离不开政府监管与市场公开透明。

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金融市场更像是一个“多元规则并存”的庞大灰色地带：

当时的主要股份、债券发行多依赖外资银行主承销，结算也需在这些外国背景的商行或事务所间周转。

本土财阀、租界势力或青帮、红帮等，往往在证券市场背后牟取暴利，或干扰价格、勒索保护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