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7年，中外势力都不得不承认，“信孚”虽然牌子低调，却掌握着相当可观的客户账户与结算渠道。

要知道，这些账户里流动的，可能是各种侨汇、外商投资、军需订单的预付款，乃至各派势力的“灰色资金”。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对外表现出“军事强势”，实际上却必须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

巨额军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靠国内发行国债或向国际市场举债，都需要一种“中间操作”来避免政治与金融风险。

日本军部横空出世的金融天才早川澄明发现了这个契机，日方在上海急需一个可靠的金融窗口，可以让他们在战前悄无声息地从当地吸血：

以各种名目吸收当地的买办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发行军用公债或其他形式的“战时债券”，那些总想多边下注的骑墙派们不会放过发战争财的机会；

管控敌对势力或竞争对手的资金流向——若能在证券流通环节占据中枢，可有效追踪和打击抵抗组织的财政来源。

掩护军方的敏感资金流——一些购置武器、支付间谍活动经费等需求，不宜出现在官方账目上，需要由第三方“事务所”来洗钱或转手操作。

以早川澄明与松岛辉一郎为代表的驻华大本营，若想在金融层面稳住局势、攫取利益，“信孚证券事务所”就是不可绕过的一步好棋：

一旦将它牢牢掌控，便等于控制了一条涵盖民间—政府—国际的多重资金脉络。这对于长期发动侵略、巩固占领区经济也将发挥巨大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深谙“银弹”同样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一环。

尤其在抗战初期，新四军即将成立，需要大量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补给物资，并支持“宣传与策反”工作，更要保障根据地或敌后交通线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