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男人说道：“是爱瑟·葛林伍德小姐吗？”我听出他略带外国口音。
“对。”我说。
“我是君士坦丁·嘶苏克卡。”
我没听清楚他的姓，只听到很多“s”和“k”的音。我不认识半个叫君士坦丁的人，但我不敢明说。
不过，我随即想起魏勒太太和她说要介绍我认识的那位同步口译员。
“喔，对，对！”我大声说道，坐起身，以双手将电话抓到身边。
我从没想过魏勒太太这种人有办法介绍名叫君士坦丁的人给我认识。
我喜欢收集名字有意思的男人，比如苏格拉底。那位名叫苏格拉底的家伙长得很高，其貌不扬，但学
识渊博，是好莱坞某个希腊裔大制作人的儿子。不过，他是个天主教徒，而我们之间的可能性就毁在这个信仰上。除了苏格拉底，我在波士顿工商管理学院还认识一个白俄罗斯人，名叫阿提拉，这可是匈奴帝国领袖的名字呢。
在交谈中，我逐渐明白君士坦丁想约我今天见个面。
“下午要不要来看看联合国总部？”
“我已经看到了。”我说，还不由自主地吃吃笑。
听到我这样说，他不知所措起来。
“从我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啦。”我心想，搞不好我的英文说得太快，他听不懂。
对方默不作声。
半晌后，他终于说话：“或许看完后可以一起吃个便饭。”
我察觉到这是魏勒太太的用语，一颗心立刻往下坠。魏勒太太一开口，就是请你吃个便饭。我想起来了，这位仁兄初到美国时，就是魏勒太太的座上客，因为她参加了那种交换住宿的活动，也就是替外国人敞开家门，然后你到海外时，他们也为你敞开家门。
现在，我明白了，魏勒太太只不过是把她在俄罗斯做客的机会，换成让我在纽约捞到一顿便饭。
“好，我跟你吃顿便饭。”我冷冷地说，“你几点钟来？”
“大约两点开车去接你。你住在亚马逊仕女宾馆，对吧？”
“对。”
“好，我知道那地方。”
瞬间，我觉得他话中有话，但随后一想，搞不好只是几位住在这里的女孩刚好在联合国总部当秘书，而他曾经约过其中一位出游。我等他先挂电话，我才挂上，然后躺回被褥中，感觉糟透了。
我又来了，开始捕风捉影地编织起美丽的爱情梦，想象有个男的一见到我就疯狂爱上我，其实人家不过是尽地主之谊，带我参观联合国总部，之后吃个三明治罢了！
我得振作起来，别再耽溺于自己的瑰丽幻想中。
说不定魏勒太太介绍的这个同步口译员长得矮又丑，到头来又是一个我看不上眼的男人，就像最后我看轻巴帝·魏勒一样。想到这里，我心里舒服了一些。我的确看不起巴帝·魏勒，即使所有人仍以为他离开肺结核疗养院后，我会嫁给他。我清楚知道，就算地球上只剩他一个男人，我也不会跟他结婚。
巴帝·魏勒是个伪君子。
当然，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个伪君子，甚至以为他是我见过最棒的男孩。有五年的时间，我在远处偷偷地爱慕他，那时，他连瞧都没瞧过我一眼。后来他终于开始注意我，而我也仍然爱慕他，那段时间真是美好。之后，就在他愈来愈重视我时，我无意间发现他这人虚伪得可怕。现在，他想娶我，我却恨他入骨。
惨的是我不能把对他的看法直截了当说出来，因为我还来不及说，他就得了肺结核，所以现在非得一路迁就他不可。看来只能等到他康复，能承受赤裸的真相时再说。
我决定不到楼下自助餐厅吃早餐，因为要下去就得穿戴整齐。既然决定一整个早上赖在床上，何必多此一举，起床更衣？或许可以打电话到楼下，要他们送早餐上来，可是，这样一来，就得付小费给送餐来的人，而我向来搞不清楚该给多少小费才恰当。来纽约之后，我已经有过多次不愉快的小费经历。
刚到这间旅馆那天，有个穿服务生制服的秃头矮男人帮我把行李提进电梯，到房间时还帮我打开房门锁。想当然，一进房间，我就立刻冲到窗边，想看看外头是什么景色。过了半晌，我才意识到服务生转开了洗脸槽的冷热水龙头，还对我说：“这是热水，这是冷水。”接着扭开收音机，并把纽约每个电台的名称告诉我，听得我不知所措，只好继续背对他，以坚定的口吻说：“谢谢你把我的行李拿上来。”
“谢谢，谢谢，谢谢你喔！”他那带刺的谄媚语气听起来真不舒服。我还来不及转身搞清楚他是哪根筋不对，他就离开了，还粗鲁地甩上门。
后来，我跟朵琳说起这家伙莫名其妙的行径，她告诉我：“傻瓜，他在跟你要小费啦。”
我问该给多少，她说，起码两毛五，如果行李很重的话，就给三毛五。要不是这服务生一副热心帮忙的样子，我大可自己把行李拿上楼。我还以为这种服务含在房费里呢。
我很讨厌付钱请人去做我自己就可以轻松办到的事，这样会让我很别扭。
朵琳告诉我，一般说来小费是消费金额的百分之十。可是我偏偏手边总是没有刚好的零钱付小费，总不能拿五毛给人家，说：“我要给你的小费是一毛五，所以请找我三毛五。”说这种话未免太蠢。
第一次在纽约搭计程车时，我给司机一毛的小费。车资是一美元，所以我认为一毛很合理，因此拿一毛铜板给他时，还对他微笑，有点儿得意，结果他把铜板放在掌心，直盯着它。见他那样，我还担心自己是不是不小心给了加拿大的铜板。下车时，司机开始嚷嚷：“小姐，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大家都得吃饭啊。”他的嗓门之大，吓得我拔腿就跑。幸好，他被红灯挡了下来，否则我
真怕他会一路开车跟着我，吼得我无地自容。
我就这事询问朵琳，她说，她上次来纽约，小费是百分之十，搞不好现在涨到百分之十五，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那个计程车司机太过贪心。
我伸手去拿《仕女生活》的人送来的书。
打开书时，有张卡片掉出来。卡片正面是一只卷毛狗，穿着一件有花朵图案的披罩式外套，闷闷不乐地坐在狗篮子里。卡片内则是一只卷毛狗带着微笑，躺在狗篮里熟睡，上方有一小张刺绣横幅，里头写着：“多多休息才好得快哟。”卡片底部则有淡紫色墨水的手写字迹：“祝早日康复！《仕女生活》的全体好友敬上。”
我草草翻阅一个又一个故事，直到看到一篇关于无花果的小说，才开始仔细阅读。
有个犹太男子的家跟隔壁的修女院之间有一片翠绿草地，草地上长着一棵无花果。犹太男子和肤色黝黑的美丽修女常在树下碰面，一起摘采成熟的无花果，有一天，两人发现枝头鸟巢里有颗鸟蛋。就在他们看着鸟蛋里的雏鸟啄壳而出时，两人的手背不经意地碰触。那天之后，修女不再出来跟犹太男子一起摘无花果，而是派了厨房里那个信奉天主教、长相凶恶的女佣出来摘果子。这女佣和男子一起摘完果子后，还会清点数目，确定男人没比她多摘，把男子气坏了。
我觉得这故事好动人，尤其是那段冬天时被覆盖在白雪底下的无花果，春天时结满累累绿色果实的描写。读到最后一页，我好不舍，真希望能爬进字里行间，仿佛爬进围墙，在美丽蓊绿的无花果树底下安眠。
巴帝·魏勒和我就像犹太男子及修女，不过他当然不是犹太人，我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神教派的信徒。我们在我们想象出来的无花果树底下碰面，但没见到雏鸟破壳而出，反而目睹婴孩从女人肚子里出来，接着，发生了一些憾事，造成我们分道扬镳。
我躺在旅馆的白色床褥里，孤单又虚弱，想起巴帝待在阿迪伦德克的疗养院，一定比我更寂寞，比我更孱弱，顿时觉得自己真混蛋。巴帝在信中一再提及，他在读某位诗人的诗，这位诗人是个医生。他又说，他发现某位已故的著名俄国短篇小说家也是医生，所以，或许他可以既当医生，又当作家。
现在，巴帝·魏勒变了很多，跟过去两年我们逐渐熟识时大不相同。我想起那天，他笑着对我说：“爱瑟，你知不知道诗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我说。
“是尘埃。”他一脸得意地说，仿佛很自傲有这样的看法。而我只是木然地望着他的金发、蓝眸和白牙──他的牙齿好长、好白、看起来好坚固啊──对他说：“大概是吧。”
一年之后，我来到纽约市中心，才终于想起当时该怎么回嘴。
我经常在心里跟巴帝·魏勒对话。他比我大两岁，思考很有逻辑条理，所以总是能证明自己说得有道理。跟他在一起时，我必须卖力昂起头，才不至于灭顶。
我在心里跟他的对话多半是我俩真正有过的交谈，对话的开头虽然一样，但结尾不再是我呆坐着说：“大概是吧。”而是伶牙俐齿地说出慧黠的话语来回应他。
这会儿，我躺在床上，想象巴帝问我：“爱瑟，你知不知道诗是什么？”
我说：“不知道，是什么？”
“是尘埃。”
就在他得意扬扬时，我会说：“被你切碎的尸体也是尘埃，你以为自己能医好的那些人也是尘埃，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尘埃。依我看，一首好诗能流传的时间远比一百个鄙如尘土的人加起来还久。”
被我这么一说，巴帝绝对会语塞，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人，不过是尘土，在我看来，医治尘土不会比写诗更有意义。一首好诗可以烙印人心，让人在哀伤、病痛或失眠时拿出来反复咀嚼。
我的问题出在我把巴帝·魏勒说的每句话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想起他第一次吻我的那晚，是在耶鲁大三生的舞会结束后。
那年圣诞假期，他忽然跑到我家，当时他穿着一件高领的白色厚毛衣，帅到我目不转睛直盯着他。他说：“哪天我去你学校找你，如何？”
听他这么说，我惊愕得目瞪口呆。在外地念书的我们只有周末回家，去教堂做礼拜时才会碰得上面，而且还是远远地打招呼，所以，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会想到要跑来找我。他说，他之所以从他家跑了两英里来我家，是为了越野赛练跑。
没错，我俩的母亲是好友，她们念同一所学校，还双双嫁给教授，定居在同一个城镇，不过，巴帝秋天时拿奖学金去外地念预备私校，夏天又去蒙大拿州打工赚钱──他的工作是处理松树的疱状锈斑──所以就算我俩的母亲是同窗好友，我和巴帝的友谊也没因此加温。
他那次突然造访后，我就再没他的音信，直到三月初一个晴朗的星期六早晨。那时我在学校宿舍里念书，埋首于隐士彼得及穷汉华尔特的事迹中，因为下周一的历史课要考十字军东征。走廊上的电话忽然响起。
照理说大家要轮流去接电话，但我是这层楼
的唯一新生，所以高年级的学姐多半要我去接。我等了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人比我先一步去接电话，但随即想到大家都出去打壁球或者度周末，所以只好由我跑腿。
“爱瑟，是你吗？”楼下值班的女孩在电话另一头问道。我说 “对”，她说：“楼下有男士找你。”
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那年别人介绍我认识的男孩当中，没一个再来找我。我就是运气背，遇不到好男人。尝过几次教训后，我现在真痛恨这种事：周六手心冒汗，满怀好奇地下楼，让某学姐介绍她阿姨的死党的儿子给我认识，结果发现对方是个苍白的小伙子，长得像蘑菇，还有一对招风耳，要不就是龅牙或瘸腿。难道我只配得上这种人？我虽然是个书呆子，常读到停不下来，但起码四肢健全啊。
唉，不过我还是梳梳头发，涂了点口红，拿着历史课本下楼。如果来访的人太恐怖，我就有借口说我正要去图书馆。没想到下楼后，见到的是巴帝·魏勒。他穿着卡其色的拉链夹克、蓝色粗布裤，磨损的灰球鞋，倚在邮件桌边，咧嘴对我笑。
“我只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他说。
我不敢置信，他竟然大老远从耶鲁来这里，就为了跟我打个招呼──而且据他说，他是一路搭便车过来的，就为了省钱。
“嗨。”我说，“我们去外面门廊坐着聊吧。”
我想去外面，因为值班的学姐是个包打听，她正好奇地打量我，那样子显然认为巴帝瞎了眼才会看上我。
我们坐在两张并排的藤制摇椅上。阳光澄灿，不见微风，简直可以说热。
“我马上就要走。”巴帝说。
“喂，急什么，留下来吃午饭啊。”我说。
“呃，不行，我是来陪琼恩参加大二舞会的。”
我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
“琼恩好吗？”我冷冷地问道。
琼恩·吉林跟我们是同乡，也上同一个教会，但比我早一年入大学。主修物理的她是风云人物，除了当过代联会主席，还带领曲棍球队拿过冠军。她那双卵石色的眼睛老是瞅着人直瞧，一口墓碑形状的牙齿闪闪发亮，还有充满喘息声的嗓音常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此外，她的块头还魁梧如马。我开始觉得巴帝真没眼光。
“喔，说到琼恩，”他说，“早在两个月前她就邀请我来这里参加舞会，而且她妈还问我妈，我愿不愿意当她的舞伴，你说，我能怎么办？”
“既然你不想陪她去，干吗答应下来？”我不屑地问道。
“喔，因为我还算喜欢她啊。这女孩喜欢户外活动，从不在乎你有没有为她花钱。上次她来耶鲁参加周末宿舍开放日，我们一起骑单车去东岩玩。她是唯一不用男生帮忙推上山的女孩呢。琼恩蛮不错的。”
我嫉妒得发抖。宿舍里每个大四学姐都爱去耶鲁度周末，但我从没去过。当下，我决定对巴帝·魏勒死心。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
“你该去找琼恩了。”我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说，“我交往的对象随时会出现，他见到我跟你坐在一起，可能会不高兴。”
“交往？你在跟谁交往？”巴帝一脸惊讶。
“应该说有两个人。”我说，“隐士彼得及穷汉华尔特。”
巴帝不发一语，所以我接着说：“这是他们的绰号。”
再补上一句：“他们来自达特茅斯。”
巴帝听了，惊讶得张口结舌。看来他的历史知识乏善可陈。他从藤制摇椅上一跃而起，还多此一举地猛力推它一下，然后把一个浅蓝色的信封扔在我的大腿上，信封上有耶鲁的校徽。
“我本来在想，如果你不在宿舍，我就留下这封信。里头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写信回答我吧，我不想当面问你。”
巴帝走了后，我拆开信。他邀请我去参加耶鲁的大三舞会。
我又惊又喜，尖叫了好几声，跑进宿舍时还高嚷着：“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在门廊上阳光耀眼，相较之下屋内漆黑一片。一时片刻，我的视线分辨不出任何东西，但我发现自己已经抱住值班的大四学姐。当她听见有人邀请我去耶鲁的大三舞会，立刻对我刮目相看，流露敬意。
怪的是，从此之后宿舍的情况也改变。我那层楼的大四学姐开始跟我攀谈，偶尔还会主动去接电话，也没人在我的门前冷言冷语，说有些书呆子就只会埋首于书本，枉费宝贵的黄金岁月。
然而，到了舞会那天，巴帝从头到尾都把我当成普通朋友或堂妹。
跳舞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一英里远，直到“骊歌”的音乐声响起，他才忽然把下巴靠在我的头顶，仿佛很疲惫。半夜三点舞会结束，我们就着漆黑，顶着冷风慢慢走了五英里路，回到我借住的那户人家。为了省钱，我睡的是客厅那张短沙发。在客厅过一夜只要五毛，若要睡好床，多数的地方都索价两美元。
我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幻想破灭。
我原本遐想巴帝这周末会爱上我，这样一来，未来一整年我就无须发愁，不晓得
周末晚上要如何打发时间。就在快抵达我下榻的住所时，巴帝说：“我们去化学实验室吧。”
我惊讶地问：“化学实验室？”
“对。”巴帝伸手牵着我，“那间实验室后方的景色很美。”
果然，化学实验室的后面有一片称得上小山坡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见纽哈芬的稀疏灯火。
巴帝忙着在崎岖的地面上找立足点时，我站着不动，假装赏夜景。当他俯身吻我，我睁大双眼，试图记住各家灯火的相距位置，免得忘记。
终于，巴帝站直，往后挪步。“哇！”他说。
“哇什么？”我惊讶地问道。这个干吻分明就乏善可陈，而且我记得当时还觉得很遗憾，因为在冷风中走了五英里路，我们的嘴唇都干得皲裂。
“哇，吻你的感觉真棒。”
我很得体地不做回应。
“我猜想，你跟很多男生约会过。”巴帝说。
“喔，还好啦。”我想，这一年我每个礼拜一定和不同的男生出去，才有办法表现得这么镇定。
“唉，可是我得花很多时间读书。”
“我也是啊，”我赶紧说，“成绩不能太差，免得保不住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