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毕竟没有人建议恢复原来那些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但右派利用种族紧张的能力与现实政策并无多大关系，而主要是通过迎合人们的原始情绪。若这样的原始情绪减弱—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右派的策略也会逐渐失效。

种族主义的退潮并不意味着政治革命近在眼前。在一段时间里，美国东南部各州仍会是共和党的重要地盘。但不夸张地说，在南方的边界上，“南方策略”的效力在耗损：现在包括弗吉尼亚州在内的各“边界州”正在日益成为民主党人的有利阵地。事实上，2006年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竞选中詹姆斯·韦布（jas webb）小胜乔治·艾伦（gee allen）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了，旧式种族主义与移民问题相互作用会动摇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根基。艾伦本是个加利福尼亚州的雅皮士，但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老派的南方好男人。他展现的政治天分让许多人寄予厚望，甚至相信他很有机会成为下届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但接着就发生了“马卡卡”事件：艾伦开始用这个词嘲讽韦布的助手悉达多（s r sidharth）。悉达多祖籍印度，出生于美国，皮肤黝黑。后来人们发现“马卡卡”是种隐晦的种族性蔑称。此事被录了下来（这年头什么事都有视频记录），这已足以让韦布胜出一筹、赢得选举了。

种族政治的变化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保守主义运动只有在美国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在美国兴风作浪，而持类似观点的人在加拿大和欧洲已沦落到政治边缘，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奴隶制遗留下来的种族紧张。缓解这种紧张，或者更准确地说，让共和党人在图谋利用这种紧张时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美国就会变得不那么独特，更类似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那些国家，对福利国家和抑制贫富差距政策的支持要有力得多。

美国变得更加宽容？

在那份反映观念长期变化趋势的皮尤报告中，最惊人的部分也许是有关社会与“价值观”问题的一节。不久前美国还很不宽容，而现在观念却有了很大改变，这颇令人吃惊。例如，1987年一半多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有权解雇同性恋教师，43的人认为艾滋病也许是上帝对不道德性行为的惩罚。到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8和23。或以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为例，对于“女性应回归其传统角色”这一说法，1987年仅有29的人完全反对，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升至51。

观念的变化之大是惊人的，但其政治含义却不大明显。正如我在第9章中阐述的，政治学家质疑《堪萨斯州怎么了》一书的立论：在细究数据之后，他们几乎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果真是宗教与社会问题而非种族问题，使大量劳工阶层白人的投票违背了自身经济利益。“价值观选民”似乎仅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起决定作用。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利用了社会与宗教的不宽容，这种利用的规模也明显在缩小。

而且有迹象表明，与种族上的变化有些相似的是，在社会与宗教问题上也有一种变化：美国变得更加宽容，而共和党仍依赖一群不容异己的支持者，这使它日渐脱离群众。堪萨斯州本身就是个好例子。在该州，2004年选举过后，一些共和党要员加入民主党，以抗议宗教右派把持当地的共和党。“我厌倦了关于查尔斯·达尔文是对还是错的神学争论。”堪萨斯州共和党前主

席在转投民主党时说。作为应对之策，堪萨斯州共和党要求党员签署一份“团结誓约”。这一誓约令人脊背发凉，言语晦涩，其内容为“在政治或个人的前路上，我永不会找借口转移我对党的忠诚”。在我写本书时，堪萨斯州长为民主党人，民主党也占据该州四个众议员席位的两个。

保守派的失败

当前的美国经济使大多数人落在后面，而现在按理还是好年景，这让美国人感到担忧。美国人已更能抵御转移视线的政治手段，这些政治手段迎合褊狭的种族与社会情绪、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煽动恐慌情绪。有鉴于此，保守主义运动的好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自由派应立意高远，只求不像近年来美国的治理者那么坏，是不够的。再想想“新政”的经验：由于保守派治国的失败，民主党人赢得1932年的选举可谓必然，但胜利者是否会留下持久的遗产则是个未知数。正是由于罗斯福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保障的答案，“新政”的效果才能如此持久。最重要的答案是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尤以社会保障居首。如前所述，在既平衡美国收入分配又不影响经济增长一事上，“新政”也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全美国人又一次对保守派的治国感到厌恶。这不是1932年的再现，但民主党人，并且是很倾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极有可能很快就兼得国会与白宫。问题在于，新的多数党能否取得什么持久性的成绩。

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能力。与75年前的自由派相比，今天的自由派有个大优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至少在一个重要事项上。我将在下一章中解释，我们为何有绝好的理由来完成“新政”的遗业，给予美国人其他发达国家公民都已拥有的东西—有保障的全民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