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就算现在回头看，克林顿医疗方案的失败也远非势不可免。假如有更明智的领导、与国会和公众更好的沟通，克林顿原本很有希望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就将一项重大的国内政策成绩收入囊中。就在克林顿最初的方案搁浅之后，一群温和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还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将覆盖85的无保险人口，但希拉里·克林顿拒绝了这项提议。

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比，当今的经济不满转移到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1992年美国人对经济感到沮丧，很大原因是经济整体的萎靡，失业率超过了7。经济一旦恢复，经济议题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呼吁医疗改革的压力也逐渐消散了，原因之一是更多的人得到了有医疗福利的工作。关注的降低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卫生维护组织”似乎一直在抑制医疗成本。这一点也将在第11章详述。但现在，虽说经济连年增长良好，失业率也距历史最低点不远，人们却在为自身资财与经济状况发愁。看起来，要求政府为美国劳工阶层做点儿事的呼吁将会强化，而非弱化。

此外还有别的变化：美国社会的长期趋势与一些近来的事件都打击了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转移话题的能力，使其更难将国民的视线引向其他议题，掩饰其站在特权阶层一方的现实。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小布什破坏了右派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声誉。

愚蠢的战争与搞笑的政府

正如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在2002年的《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一种力量》（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ang）一书中所述的，就连20世纪80年代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的阿根廷军政府，对英国发动一场鲁莽愚蠢的马岛战争之后，也一时赢得了民众的欢迎。“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极高的支持率也反映了同样的“树旗”效应：公众总是会在一开始大举支持走向战争的政府，不论那政府有多么腐败无能，不论那战争有多愚蠢

。

但如果总统是一位民主党人的话，其政治支持率恐怕不会像小布什那样攀升。在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期间，共和党人巩固了自己的声誉，即他们比民主党人更擅长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不要管这一声誉是否有根据，关键在于“9·11”事件恰好符合预先写好的剧本。事发前小布什是否忽视了对威胁的预警，这样的疑问被置之不理。在阿富汗的初步胜利被当成小布什政府的丰功伟绩大肆吹捧，仿佛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战中扭转了力量平衡就可与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似的，像本·拉登从托拉博拉山区逃走这样的小细节则被略过不提。

从事情变化的常理看，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形相似，国家安全问题在政治上受到的关注将逐渐减弱。但小布什及其心腹找到了一个办法延续战争心理。我们已可相当清楚地看到，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是如何出卖美国的：精心挑选的情报、不断在言辞上把伊拉克与“9·11”事件联系起来，如此等等。尚有些不清楚的是，小布什政府为何想攻打一个与“9·11”事件完全无关的政权。但几乎可以肯定，犹如探囊取物般拿下一场战争据认为对国内政治颇有好处，这是做出入侵决定的重要因素。当年，在闪光灯的照耀之下，小布什大张旗鼓地降落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宣布“任务完成”，此事现已沦为笑柄，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场战争的本意其实就是要造势。而伊拉克战争让小布什获益的时间之长令人惊讶。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踪影，美军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但直到开战两年多之后，多数美国人才开始持续性地在民意调查中表示入侵伊拉克是个错误。

现在，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已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事实。这或许只是短期现象，本书所关注的是伊拉克战争的溃败是否会在长期内改变政治版图。我想是的。

理想状态是，公众将从这场溃败中得出结论：要想赢得战争，就不要让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来打。可以托付给一位自由派，或至少一位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伊拉克战争也许是必败无疑的，但就算美国曾有过微弱的获胜机会，由于保守主义运动的种种天生缺陷，这些机会也烟消云散了。具体而言，小布什政府过于乐观，想以极少的地面部队和低廉的代价打一场战争，显然是由于这个政府受到其减税计划的羁绊。如果坦率地承认战争是桩风险重重、代价高昂的买卖，就会有人要求全社会的共同牺牲；不要忘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富人的税负都增加了，贫富差距也缩小了。但小布什政府图谋利用这场战争来推进其加剧贫富不均的国内方案。剧本的要求是，一场闪电战，一次凯旋大游行，然后是另一轮的减税。这就需要预先假定万事轻松，对军事专家提出的有可能出错的警告置之不理。

此外，保守主义运动本质上的任人唯亲，是伊拉克重建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缺乏经验的忠党分子被安插到关键职位上。一些与政界有联系的承包商修建了劣质工程，例如在一所新修的警察训练中心，粪便从天花板往下滴，但对此无人追究。明目张胆的腐败也十分猖獗。这些失败并非偶然：系统性地利用政治权力施恩于忠实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