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持不懈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与虚无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这些禀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无辜，以及把政治反对者与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aul 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1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2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佛朗哥这样的人物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从群众基础下手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明出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嗣后两位记者戴维·布劳德（david

oder）与斯蒂芬·汉斯（stehen hess）评论其为：“自1896年威廉·布赖恩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里根演讲的正式题目是《抉择的时机》（a ti for choosg），但后来它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里根的演讲”。

这不是林肯在库伯学院的那种演讲，用“痛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里根痛骂大政府的邪恶，但论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逸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逸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本国16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这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23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

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在军事上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包容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坚定的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不想了解、也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找到了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的群众基础的道路。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他并没有痛斥福利骗局，大家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严厉抨击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显然也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姓名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拍摄了《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对抗麦卡锡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确实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颇为相似，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40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切尼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

如果不是这个政府里的高官合谋把我们带入灾祸，我们怎么能解释当前的处境？这一定是由一起大阴谋导致的，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史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