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的行动愈加灵活，疼痛也有所减退。我手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因为歹徒拿走了我的钱包和家里所有的文件。我脑子一热，决定前往坦帕找我弟弟去办理一个驾照副本。一月份第三个礼拜的某一天，我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上了飞往佛罗里达的班机。我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弟弟相信事情的严重性，让他保持低调，并且最大程度做好防范，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歹徒为了找到我而搜寻的目标。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一段时间过后，我了解到我的疑心没有白费，卢戈和他的同伙们驱车到坦帕找我弟弟。我们很幸运，他们没有找到他。

我上午到达坦帕，弟弟来机场接我。他带我去驾照管理处补办驾照，然后又把我送回机场。我们连午饭都没吃，我在坦帕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两小时。我莫名地感激这个证件再次给予了我身份，这想法挺傻的，但是特殊时期也别无他法。我再次嘱咐弟弟留意周围任何举止异常或是尾随其后的人。

我回来之后，姐姐和妻子坚持要在外出办事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她们想让我呼吸新鲜的空气，重新开始一段所谓的正常生活。提到这一点，我已经很久轻易不敢冒险出去。我同意了，但外出的时候，妄想症总是驱使我四处查看歹徒的迹象，总觉得他们有可能在某个角落里等着我。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被囚禁在姐姐家的囚犯，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需要从那些桎梏我的想法中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艾德·杜波依斯也在不辞辛劳地进行他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位名叫约翰·梅塞的注册会计师已经对所有的文件进行了公证，而这个梅塞先生，艾德已经认识他25年了。梅塞之前是个健身爱好者，阳光健身房就是他的，那个健身房里尽是对类固醇狂热喜爱的健身者，从他那里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提供更多线索或者直接联系上那帮犯罪分子的人。

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神秘起来，我记得德尔加多最初和卢戈勾搭上就是在阳光健身房，一些事情开始在我脑海里拼凑。

一开始，梅塞否认他认识德尔加多和卢戈，还称他对艾德所说的一无所知。碰巧我记得德尔加多的呼机号码，艾德通过这个号码找到了德尔加多本人，跟他说他们需要聚到一起把事情解决掉。德尔加多精明得很，他告诉艾德，他要先和卢戈联系，然后再给他回话，结果就杳无音信了。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德尔加多试图躲避艾德，艾德想方设法堵住德尔加多。艾德屡次造访德尔加多的住所，但是他不肯出面接待他。或许德尔加多天真地以为，如果他无视艾德，麻烦就会不了了之

，简直大错特错。艾德只好决定转而给梅塞施压，让他传话给其他人，希望能安排一次见面。

吉恩在忙着协商卖掉熟食店的事宜，并且准备着产权转让诉讼，让我重新获得房屋的所有权。他还专门雇了一个人前往我家把我妻子的汽车开回来，后来那个人告诉吉恩，他一到房子那儿就遇到了几个人声称他们住在那儿。他们还告诉他，汽车原来在那儿，现在没了，不知道去哪儿了。车就在他们眼前神奇地消失了，那是他们的故事版本。雇来的人还提到说，那几个人看起来很危险，不宜久留，他很快就离开了。

尽管我早就开始怀疑那些人住进了我的房子，但这个确凿的消息对我的打击仍然是毁灭性的。我妻子感到非常不安，她想象着那些歹徒睡在我们的床上，把我们孩子的东西都摆弄一遍。我主张不要去想那些事，那样只会让我们丧失判断力，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用清晰的头脑采取迅速且果断的行动。我们正在从各个方面给他们施压，这点还是让我很欣慰的。同时，我也保持着警惕，因为当你把一只疯狗逼进死角时，它的本能是歇斯底里地往外冲，而这些家伙还不如疯狗。

事情逐渐紧迫起来，我也担心姐姐一家的安危。我通过邮件申请了一本新护照，等护照一下来，就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我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9·11事件的六年前，那个时候获得一个新的身份证明比起现在，也就是我码完这些字的2012年，要容易得多。

我在夜里还是会做噩梦，经常满头大汗地醒来，晃动着左胳膊，试图挣脱把我锁在围栏上的铁链。有时在梦里，我再次经历着严刑铐打。睡眠不但没有成为带给我安宁的避难所，反而成了我再次经历折磨的地狱。

1995年2月10日，就在新护照寄到之后的两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哥伦比亚，与我妻子的家人团聚。我发现这很讽刺，大概五年前，我因为一桩绑架案逃离了那个国家，时至今日，却又因为另一桩绑架案逃回那里。我能做的所剩无几，大部分事情都由艾德和吉恩负责着。我希望待在一个远离是非的地方，好让我的身心恢复得快些，也想让我的弟弟、姐姐和父母远离伤害。我不是因败而退，而是在收拳，准备给他们重重一击，而反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