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我被送到医院时基本上是光着的。姐姐倒是能借给我一些适合的衣服，但是没有鞋子。六点钟左右，轮椅被推了进来，载我到楼下等候的车上。

这是几乎六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来到户外，当然不包括我从迈阿密的医院来到纽约这短暂的旅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当医院门一打开，傍晚的凉风拂过我的脸颊，顿时我泪如雨下。我已经奢望了许久，还以为再也不可能感受到那珍贵的瞬间。那片刻让我顿时醒悟，一个人的自由是多么可贵，我重获了第二次生命又是多么幸运，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我觉得自己又有了人样，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了自由的思想、身体和灵魂。当我坐在车上，惊羡于华灯初上的都市夜景，感觉自己仿佛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在那短暂的车程中，我重新找回了那份坚毅，并跟自己保证，我会继续战斗，直到将罪犯绳之以法。

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姐姐家，让姐夫帮我冲了个澡。那个澡一定冲了有两个小时，洗澡的感觉从没这么好过。洗完澡，我觉得自己又像个人了，同时感叹我们总是把生活中这些最简单的快乐和享受，看作是理所当然。

姐姐尽她所能地照顾我，每十五分钟喂我一次，可是我没什么胃口。她用轮椅把我推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因为她说我的肤色蜡黄。最初的几个晚上很糟糕，我睡不踏实。入睡后，总是会梦到我被锁在仓库里，醒来时大汗淋漓，还在使劲拉自己的胳膊，试图挣脱锁链。

两天后，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来了，我从不敢奢望还能再见到他们。我们的重聚充满了泪水与感动，孩子们还太小，意识不到都发生了什么。陆陆续续地，我给妻子讲述了在仓库里发生的事情。最让她震惊的，是德尔加多居然也参与了，换做是我，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我们几乎立刻开始讨论接下来的打算，我不想再待在纽约，恐怕会连累我姐姐和她的家人。这些丧心病狂的变态还在招摇过市，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地毯式搜寻我。我慢慢患上了妄想症，事实上还挺严重的，很多次我都坐在窗边向外张望，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动静，或是有没有在房前停了很久的车子。

12月31日，我让吉恩打电话给戴德县警察局报案，收到的回复是我若想报警就必须去迈阿密。我跟吉恩说了两个不可行的理由：首先，我尚未能正常走路，不可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长途跋涉。其次，那些罪犯还在逍遥法外，我不清楚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长什么样子，我不想冒险自己送上门去或是被他们发现。我知道那可能性很小，因为迈阿密是个大城市，人口又多。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不想命悬一线。同时我还需要良好的心理准备，但我没准备好。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等待一个更好的方案，也等我恢复到更好的状态。

吉恩在其他方面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需要解决信用卡和熟食店的烂摊子，我妻子的轿车也一直没找到。吉恩给我出了不少主意，我和妻子还有姐姐一起商量对策。其中就包括跟歹徒协商，把钱退回来，我觉得这个想法风险太大。我不想再和这些人有任何联系，而且这样做有可能会事与愿违，让更多的人置身于危险中。

直到元旦过去，我还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不过我们倒是决定了，等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到可以长途旅行，我们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所有可能的危险，去哥伦比亚疗养。

最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决定，貌似也是我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所采取的唯一行动。这些年来，许多人都批评我，质疑我的决定。然而局外人总是比较容易从另外的角度得出不一样的定论，若是回过头再来

看这件事，我也会有不同的角度。但在那个紧要关头，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做周全的考虑，只是做了我当时认为最好的和最安全的选择。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说服警方相信我这件事很困难。旁人依旧对我的决定指手画脚，基于错误和不完整的信息，局外人是很容易去评判和发表意见的，但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我决定通过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试着和那帮绑匪进行谈判，为什么？首先，除了我的亲人之外，任何听到我的遭遇的人都会嘲笑我被绑架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我靠想象主观臆造出来的，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其次，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故事的真实性。我不能说服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去我的房子查看，证实他们就住在那儿，也不能让他们到这个团伙的窝点去搜查属于我的东西。在仓库的那些日子让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多聪明，因此我知道，他们极有可能会愚蠢到同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份儿上，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供认他们的罪行。再不济，我们至少也可以获得一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说服警方展开调查。

此外，我还觉得如果把我的故事公之于众，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找到我，也不会急于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再次作案。他们要是知道有人正在调查我的事，肯定会浑身不自在。我要去报警，这毋庸置疑。一切只是时机的问题，等我有了足够的证据，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最起码也要让他们处于被动，给他们个措手不及。我压根儿也没指望过那些歹徒会归还我的财产，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吉恩给我推荐了一个在绑架案谈判方面非常有名的组织，我给那边打电话时，他们表示处理不了我这样的案子，建议我直接打给联邦调查局。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我真懊恼向他们求助。然后我打给了艾德·杜波依斯，他曾经去医院看过我。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帮我。他说愿意，让我发给他一份书面文件，包括相关人员的姓名，还有所有其他的有关信息。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们的工作关系就是从1995年1月开始的。

艾德需要的那些信息，我大部分早就写好了。吉恩曾经建议我把仓库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备用，他还认为写出来能帮助我释放，有助于我的身心恢复。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在1995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写了将近两百页，大部分内容就是这本书的雏形。当我想起新的内容时便不断地补充，让所有的事件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