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他今天就会一命呜呼了。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同样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上跳下，可就在这时候车子出事了。”

我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客拜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

两名警官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走进来了，他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到镜子里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形象。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对自己职责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超人也是无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开车去看医生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洗澡间进行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带来了一大瓶“萨格罗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间里发现，我的狗在那儿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洗澡间进行了消毒，然后又对整个房间杀菌消毒。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了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消瘦和脸色苍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挤压时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条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的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在我旁边放着。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那个警官被谋杀的长文，说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监护病房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另外三起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

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像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天天从事上述的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本人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需要病床。难道我也是这样一种再也无法苏醒过来的解决方案吗？

在医院里，人们给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房间里；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上躺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钩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检查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学值、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那些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得锋利了吧！”

“通过服用安眠药使自己得到镇静，您完全可以处在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然后闭上眼睛。您的耳朵里插上了耳机。我有一盘希腊的瑟塔基舞曲带子。”

我真想说，他应该把瑟塔基舞曲带子塞进自己那只绿色的浴帽里。不过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给我上一种体面的万金油式的麻醉药物，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一程序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接着，一位外科医生向我解释手术的方法及其风险。我内行地点点头，可后来发觉，因为激动，他的话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夜里，我睡眠出奇地好，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我旁边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连向我问候“早上好”都没有，他认为这个没必要。

我还没上手术台，我的邻床已经被换上新的床铺了。一位白发老妇使劲握紧我的手。

“我是新来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狭窄的床架上翻跟斗、做肩倒立和桥式动作以开始她在医院的时光。我听说她年轻时曾经是体操冠军。当她正要开始给我介绍一本谷物食谱中的那些长寿菜肴的烹调法时，我被接走了。

几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我的手臂上在输液，一名护士在一侧陪伴着。我还活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渐渐处在半睡半梦状态，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丢勒的那幅《祈祷的手》和梵高的那幅《铁路桥》，这些被视为希望使者的画作是由一位热情的护士长挂到墙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术。等到我们两个人身体好转，她终于可以向我朗读巴伐利亚一个用测泉叉寻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记时，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新邻居。

这是我实现的几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因为我在医院里呆的时间特别长的缘故。

这位新邻居有着一头獾一样的毛发，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身上穿着同一种颜色：绿色的短袜，绿色的裙子和外套，绿色的鞋子和围巾。当那个绿衣女人穿着那件长睡衣的时候，在过道里等候她的丈夫进来了。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小东西的照片，”他温柔地说，将一张放在银边镜框里的照片摆放在床头柜上。他离开后，我朝那边偷看。那是一张牧羊犬的照片。

时间一长，作为好邻居，这位狗妈妈终于开始露出原形了。她偶尔拿出一瓶偷偷带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干净那把烟嘴之后，总是满怀热情地愿意把烟嘴提供给我。

“他们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她抱怨道。如果她感觉脚冷，就坐在我床下，然后悄悄地将她那冰团似的脚塞进我的被子里。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我是决不容许别人做出如此令人讨厌的事的，可是在这个柏林女人那里，一切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反倒为自己的固执感到害羞了。她强烈渴望身体之间的接触，说话时喜欢触摸我。有一次她冲动地拥抱我，也许她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她可能是夜里被我轻轻的啜泣声吵醒的吧。她突然像母亲一样地来回轻轻摇晃我的身子，令人信服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没有人过来看我。有一张事先印好的卡片是从办公室里寄来的：“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卡片上是我同事的签名。我的上司至少给我送来了一束昂贵的鲜花和一张手写的卡片，宣布他已经来过了。可是他从没有到医院来看我。

我出院前两天，罗默尔太太看望我，她刚刚从美国回来。

“真是没有想到呀！”她嚷道，“我刚从机场过来，看到了您的信，立即赶过来了，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呢。谢天谢地，那个迪士高在哪儿呀？”

我向她介绍了我突发的或者说早已潜藏在身体中的疾病。

“我把迪士高交给朋友了。我会打电话过去，让人把狗交还给你。”

罗默尔太太申明，她可以自己把迪士高接回去，但我既没有说出恩斯特·施罗德的名字和地址，也没有对他的身份说出一个字来。我不希望插手这件事的是是非非。我听罗默尔太太长篇大论地介绍她的美国之行。

“您想想看，我已经习惯拿冰水当饭吃了！对了，您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罗默尔太太很多一缕一缕的白发早已经渗透进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中，现在她把自己的头发交给了一位美国的高级理发师，他把她的米色剔除，给崭新的雪白的华丽配上了淡蓝色的阴影。

“肯定也适合于您的，”罗默尔太太说。她呆了很久，我感觉自己精神好多了。

她走之后，我给恩斯特·施罗德打电话。他马上表示很抱歉，他没能来看望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借口。

他提到维托德受了重伤，一言不发地躺在医院里。他也提到了维托德家孩子的问题，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的境况越来越困难。只有那条狗还过得不错。

我后来告诉他，我刚刚出院，罗默尔太太又去乡下了，又开始想念那条狗了。

恩斯特·施罗德深深地叹息着。

“我今天晚上就把狗带过来，然后和她谈谈。至于她的外表原来是怎样的，我现在仅仅能想起她是一个温柔的长着一双狍眼的女人吗？”

“她被切除了乳房，染了一头蓝头发，”我说。

“哦，是吗？”恩斯特沉默着。然后他承认道：“你看我差不多成了秃顶，也有了啤酒肚。”

罗默尔太太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就摁响了她家的门铃。两个人都没有认出对方来。她向自己的狗问候，几乎没朝那陌生男子看一眼。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她才惊讶地注视起他来。然后，她脸色变白、变红，然后又变白。最后，她请他进房间，他们谈了很久。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新的爱情。

我也终于辞职回家了，可是经过手术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给我安装了一个人造肠胃出口，尽管保健辅助设施越来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一名麻风病患者一样，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和罗默尔太太一样，我也开始领取临时性的养老金，可是我对重返办公室工作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过着隐居的生活，只是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医院进行化疗以及做定期检查的时候才离开家门。偶尔我会拿起电话，和罗默尔太太说上两句，有一次我还和基蒂打了电话。

我从这个始终在为维托德悲伤的女人口中获悉，警方已经为恩格斯坦案件结案。因为存在着许多疑问，维托德被认为是惟一的责任方。基蒂曾经考虑请一名侦探对该案件再彻彻底底地调查一次，可她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

“即便宣告他无罪，也没有什么用了，”她说道，“他的儿子吗？他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离开了海德堡，一个在巴黎读大学，另一个在南美各地周游呢。他们应该自己关心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旦莱纳死了，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可是维托德并没有死。很长时间里，他像个死人一样，全身插满了软管和机器。要想使原来的他苏醒过来，或者有可能的话，不单单过一种纯粹植物人的生活，这种希望等于零。和基蒂的说法完全相反，他的儿子常常过来看

望他们的父亲。几个月之后，经过和他的儿子商量，他不再使用人工呼吸器了。维托德在朝着人们的期望开始了自然呼吸，然后被允许转到一家康复中心，最后从那儿转到了一家护理院。

当我第一次开车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和那个恋爱的夏天一样，我在考虑自己该穿什么衣服。他会不会想起我那件紫罗兰花朵图案装饰的夏装？可是，在经过了偷欢之后，我不再有什么好心情了。我穿上了毫不起眼的衣服。我是一个老女人，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或许我该学学罗默尔太太那头淡蓝色头发的模样，好好考虑给自己那灰白头发染染发吧。

我每周去看维托德两次，带着他在轮椅里散步。他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他的眼里是快乐、理解还是仇恨。他的记忆究竟能到多少程度？没有一个医生会说出一个准数来。护士们都说，我来看他，他很高兴的。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她们总会说：“莱纳，今天罗茜要来啦！今天你可以去散步了！”

她们说他完全能够听得懂这些话的。他的一名女护工总是钦佩地告诉我：“真的，海尔特女士，您真好，一直关心着这个可怜的家伙！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有人给他穿上风衣，一名强壮的女护士把他抱到轮椅上。我跪在他面前，给他拉上拉链。然后我就推着他出门了。有时我会告诉他，我曾经有多么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