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么选择多森海姆的采石场，要么选择魏恩海姆的采石场，”维托德考虑着说。我怀疑，他产生了某种运动员一样的雄心，去模范地完成这一任务。开路先锋的梦想，在篝火旁歌唱，用小折刀雕刻，毁尸灭迹，扮演强盗和宪兵的角色——如此幼稚的愿望在他的心里未曾枯萎过，它们恰恰在等待着有朝一日付诸行动。还有他那充当大哥的突出天性，他将所有女人视为妹妹，并且牵着她们的手，促使她们去尊重他，他安慰和引导她们。他恰恰就是合适的同谋。除此以外，他的道德和决断力正处于摇摆不定的边缘；在涉及注重实际的决策的速度方面，我要远远胜过他。

“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把车子开过来。你指给我看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吧。”

我陪维托德下去了，他仔细察看了一下他到时候停放车子的地方。他很满意。

“我们呆会儿把尸体放到后座上，而不是放到后备箱里。在前往魏恩海姆的路上，我们夜里肯定不会被拦下停车的。你至少得拿一条旧被子，我们它盖在死者身上。你车里有没有装着汽油的备用油桶？”

没有，当然没有。而且我想起我的汽车油箱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了。

“那就用我的车吧，”维托德说，“要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油箱里没有汽油而被抛在半路中，那可真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了。”

我不喜欢开陌生的汽车，但我还是顺从地点点头。维托德是在帮我的忙，这时候我可不能再犯傻了。时间过得很慢。尸体被捆得好好的搁在浴室里，门也被关上了。那只狗在低声抱怨着。除了一盏小灯外，客厅里的灯全部关掉了。如果有人按门铃，我是不会去开门的。一条旧被子也已经准备好了。维托德又开始抽烟了，把我的房间熏得烟雾腾腾的，还说了很多废话。

快十二点时，他把车开过来。我独自一人，马上又感到更加害怕了。维托德回来后，先是抽了一支烟，然后用几乎很果断的口吻说道，“赶紧行动吧！”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里。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向维托德招招手，他肩上扛着那捆东西，我关掉了走廊上的灯。他走路的时候又慢又轻，那个东西很沉。他放下了两次。

我在楼梯间看到那对老年夫妇的走廊灯亮着没关。我们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他们很有可能通过猫眼向外窥看。难道我们是在他们的视野中吗？可现在很安静，维托德开始迈出第二级楼梯。我们终于走到地下室楼梯时，听见住宅大门打开了，我们马上又愣住不动了。

终于，我们到了下面，我打开了地下室出口大门。那辆陌生汽车就在我前面的阴影中。维托德放下尸体，将汽车钥匙交给我。我打开车门，他把大包裹安顿到后座上，我把被子盖在尸体上面。我们俩可以松口气了。

“你知道，魏恩海姆的采石场在哪儿吗？”维托德问道，“你必须在前面开车，一旦遇到情况——比如事故、警车巡逻或者其他情况——就要给我报信号。”

我不知道怎么去采石场。“那你就开这辆车吧，很简单，”维托德说，在我看来，他的心情好像很轻松。难道他想溜之大吉吗？

“我在前面开我自己的车，”他命令道，“你跟在我的视线内。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的话，你就得停车和等待。”

我不安地点点头，上了这辆陌生的车子，后座上是一个被谋杀的警官。这一切就像一场梦。罗塞玛丽·海尔特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她怎么会在午夜时分把一具尸体送到采石场呢。

维托德在前面开车，在回头看我是否能对付这辆陌生的汽车。我小心地发动车子，车子的操作基本上和我的那辆车没有什么两样，维托德早已为我打开了车灯。我们车队途经高速公路向贝格施特拉塞方向驶去。这个时间交通稀少，因为在一门心思驾车，我感觉自己那种被人发现的恐惧的注意力反而被分散了。维托德并不想欺骗我，如果我们两辆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马上会等我。我对他万分感激。

我们以一种尽量不显眼的中等速度向魏恩海姆驶去。维托德熟悉这里的路，稳稳地拐进了一条往山上去的陡峭公路。他在山上的一个停车场上停下车来，我在他的车旁边停下那辆警车。四周漆黑一片，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沿着左边的公路继续向前，可以到达两座城堡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最好还是将我的车停放在这儿吧，然后开另外那辆车到采石场去。我记得，那条路不好走。”

我真高兴，自己不用驾

车了，随即坐到了副驾驶座上。维托德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汽油桶搁在尸体旁边。突然，他给了我一个兄弟般的亲吻：“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他悲伤地说道，继续开车，只是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开车时开着停车灯。

可是，向前开了几百米之后，出现了一根铁路道口杆，这是维托德没有想到的。我们下了车，在汽车的头灯灯光和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到上面有一把巨大的挂锁。

“这个是不可能打开的，”维托德说道，“我们只能掉头，到多森海姆那里试试。”

我觉得这一想法真是令人可怕，可是要想敲掉这把锁，至少需要一把大锤才行。

“你发夹至少还有吧？”维托德问道，我自知有罪地摇摇头。他回到了车上。

我用手电筒再次对着那根道口杆照了照。我不禁发出一声激动的吼叫，维托德站住了。

“你瞧，”我叫道，“支架的销子都锈坏了。”

我们重新研究了那个机械装置，发现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那根道口杆；那把挂锁始终是完好无损的，只是拒绝其他车辆通行。维托德将那根道口杆抬高，我开车从下面通过，然后我们重新交换位置，继续前进。

我们颠簸着穿行在栗子树、橡树和山毛榉树中间，我觉得时间长得没完没了。终于，那条路在一个一人高的铁丝网篱笆前结束了。

“他妈的，要到那个地方还早着呢！”维托德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又下了车。维托德关掉车灯，拿出手电筒。我们一起察看了一段两边的篱笆；篱笆很结实，而另一边的篱笆上布满了旋绕式铁丝网。

维托德打开陌生汽车的后备箱，我为他打开手电筒，让他好查看工具箱里有些什么东西。箱子里配备了很多东西，里面还真有一把很结实的钳子。

“太棒了，”维托德夸奖死者，“我的箱子里可不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他这里没有手电筒。”

他在尝试敲开那根厚铁丝时不是很灵活。虽然做起来很费劲，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尽管我和他在轮流操作，可还是花费了我们半个多小时，才把一排金属丝网从上到下地轧出一个个洞来；另外，由于下面固定的地脚螺栓并没有马上妥协，两米宽的一段还必须在这里把它割断。

我们终于完工了，将死者从后座上抬出来，把塑料袋和浴室垫清除掉，然后把他安顿到驾驶座上。维托德在尸体、座位和坐垫上浇上汽油，并将手刹车松开。

“现在赶紧推！”他要求我。我们一起拼命用力，但前面横着一块笨重的大石头，车子过不去。维托德把他往中间挪动了一点，挤在他旁边。

“我把车往后倒一点，然后使劲越过石头，”他向我解释道，“你拿着手电筒站到边上去！”

我爬到了那卷铁丝网那里，打开手电筒等待。即便是发动机用力，也不是马上就能轻易得手的。

“我们真傻，”维托德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洞眼再向右割开几米，那样就肯定没有问题了。或许我们还得用钳子再忙上一阵子。”

他又下了车。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了。

“我再去试试，”他说，又挤到死者旁边。我站在那个深渊的边缘，给他打开灯光。

维托德又把车往后倒了一点。我感觉我们制造的噪音很大，可是在这一季节里，也说不定有哪一对夫妇或者其他什么人会在深更半夜到这儿溜达呢。

这时候，维托德猛踩油门，车子飞速向前，成功地越过了那块大石头。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在合适的位置上把车煞住——车子飞出了我手电筒照射的范围，砰的一声跌入深渊。

是维托德没能够停下车来吗，要么，这是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在最后一刻跳下车去吗？

遥远的深渊那里开始发出撞击声，同时开始燃烧起来。我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立着，目瞪口呆地朝下面凝望。除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炸得四处飞舞的碎片之外，我在黑乎乎的野狼峡谷里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维托德也死了。“往下跳，罗塞玛丽！”我母亲的声音说道。我离那个深渊越来越近，决定不再犹豫不决了。我听见远方消防车的汽笛声，它使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现实情况。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手里拿着手电筒，走在黑乎乎的林间小道上。无论如何一切不是很快。我从我的前面、后面和旁边持续不断地听见有人的声音。维托德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里。钥匙插在后备箱盖上；维托德拿好汽油后，将钥匙忘在那里没取出来。那只桶到哪儿去了呢？或许它还在林子里，人们从第一眼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是一起谋杀案件：篱笆被钻过了，尸体上浇满了汽油。即使一切完全被烧毁了，人们也一定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次事故。

我呆板地拿了车门钥匙，打开门，坐在维托德的车里，然后出发了。走回家去的话，那这条路也实在太长了。

回家去吗？我绝不能将维托德的车停放在曼海姆我的家门口。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就是凶手，这也不会让他感到伤心痛苦的。

所以说，我必须把汽车停放在拉滕堡他的住宅前。看起来好像是他枪杀了那名警察，然后毁尸灭迹，有可能他这是畏罪自杀。

可是如果是自杀的话，他难道不是抓起左轮手枪，在家里枪杀自己，哪里还用得着预先到采石场里去折腾自己？

于是我开车去拉滕堡。驾车到魏恩海姆的时候，我听见各种不同的汽笛声和警铃声，可是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一辆这样的车。由于不认识路，我无法拐到隐蔽的小路上去，只好走直接穿越城区的道路。看来，人们试图从下面接近那辆燃烧的汽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根本不是从上面驶近那个深渊。

我在拉滕堡维托德的住宅前下了车，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拿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把钥匙擦得干干净净，把方向盘和盖板的地方也擦了个遍，不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已经走在大街上了，考虑自己该如何回家去。我觉得坐火车、出租车或者有轨电车就太显眼了，叫一辆车停下来就更加引人怀疑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冷飕飕的秋季之夜继续步行。究竟多远呢？我不知道。本来开车只是很短的一段路，现在不得不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这段路长得没完没了了。当然我也可以将自己躲藏在某个地方，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乘坐有轨电车。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一激动连钱都没有带上，我的外套袋子里只有证件和家里的大门钥匙。

我快步向前。天色很亮。我尽可能走在阴影里，悄悄地在小路上走，避免发出声响。

杀——人——犯！我的脉搏在有规律地跳动。顺着这一节奏，我可以顺利地徒步旅行了。为什么我在实施我的行动时总是如此幸运呢？为什么我从不受到怀疑，或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人呢？

碰巧又有一样东西帮了我的忙：我发现有一辆男式自行车没上锁，这是一辆黑色破车。我没有一刻犹豫地将它据为己有。反正它就摆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到头来也就是一件大件垃圾而已。当我使劲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垃圾箱的盖板突然打开了。我因为受到惊吓，顿时连同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就像一台定时伸出头来报时的杜鹃挂钟里的小鸟一样，一名城市流浪汉伸出脑袋，大喊道：“小偷，杀人犯！”

我的惊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与此同时，我逃跑的本能重新占了上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他无疑比我更不会在乎所谓的摩西十诫了。

他还没来得及从他睡觉的垃圾箱里爬出来，我就已经挣扎着爬起来，半蹲半站地使出我的全身力气骑上车出发了。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停下车来，不停地喘气，可是我的内心充满兴奋：我又一次逃脱了。

我骑车并不在行，要想骑那么远的路回家并不容易，尤其这车还没有车灯。不过我始终抱有希望，毕竟不必徒步度过这整个夜晚了。

我骑车向曼海姆去的时候，天还很黑。灯光四处亮着。上早班的人已经在冲澡了，汽车向着城市方向驶去。我将自行车停放在一个停车场里，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跨上楼梯、进入家门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家一步了。上床，再也不起来。最好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

一股冷飕飕的发臭的烟味向我扑鼻而来，我的右腿小腿肚开始痉挛，烟灰缸里满是烟灰，一件米色外套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让我想起几个小时以前维托德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呢。

我打开窗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卧室里，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一个黑影冲了出来，正好撞到我的身上。是那只被吓坏了的迪士高，我已经有一个晚上没照料过它了。现在再上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是得马上起床，到办公室去嘛。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床上，用手指轻轻地挠狗的耳朵，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希望自己病了，希望自己躺在医院里一张消过毒的病床上，希望看到的只是完全陌生的人，不必和任何人说话。不再有任何责任，任何义务。我希望自己像植物一样逐渐消失。

可是，一小时以后，我还是起床淋浴了。我做好了上班的打算，将家收拾干净，喝了点儿茶，然后带迪士高到绿化带溜达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报纸重新上楼，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夜间发生的大事从来不会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非这些大事件具有国际性意义。

像平时一样，我带着狗准点离开了被收拾一新的家，开车去办公室。要想度过这一天，对我来说无疑特别艰难。

午休前不久，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准备到我办公室里和我作一下简要交谈。这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他们脸上表情严肃。他们问我是否昨天有一个同事，那个名叫韦尼克的警官给我打过电话，或者来过我家里。

我说“没有”。那么我去哪儿了？下班后我回家了，不过顺路还买了点东西。在家里稍稍休息了会儿之后，我在晚上的时候还带狗出去溜了会儿步。我指了指写字台下面的迪士高，好像这条狗可以作为证人进行陈述似的。

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

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过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后我问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结实。他语不成句地说着话。

“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才从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上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人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而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表现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给我讲过什么话，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