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将头发留起来。多年以来，我偏爱很短的姑娘发型，总的来说这种发型很适合我。留着这种假小子头，穿着这种体操鞋和黑裤子，在夜色朦胧中显然会被认为是一名男性。或许我被某个上了年纪、视力稍差的人观察过，在这种休假季节，年纪轻的差不多全都带着孩子出去度假了。首先，我要是留着长发，穿一条连衣裙，穿一双小巧的鞋子，那我就不会被看作是那个高个儿男子了，其次，我也很想以一个迷人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维托德面前。我也清楚，我那不易亲近的严肃样子是不符合他的审美情趣的。他家里的摆设和我家的不一样，他的家看起来更不整洁，更富有幻想，更加混杂，也更充满活力。但是我现在成为如此遵守纪律的人，从我的整个人生轨迹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比如说璧德，她的生活始终要轻松得多。她出身在一个多孩子的家庭里，在这种家庭里尽管有时也会有磕磕碰碰，但总的说来是快快乐乐的。很小的时候，她就远胜于我，显得非常老成。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太过虔诚的人，每年只在我生日那天允许我请三名女友到家里来。在我的班上——顺便说一句，我们全是女生——也有几个我这样的人，很用功，也很乖，是令人讨厌而不

是受人欢迎的人。但大多数人去上舞蹈课，谈论男生，而且有男朋友。即便家庭不富裕的，也会有一个给女儿弄件漂亮衣服的母亲，或者甚至亲手缝制一件。其他女生呢，自信，快乐，讨人喜欢。于是，这种不公平就这样开始，就这样继续，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停止。

高中毕业十年后，我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被介绍给大家的几乎清一色是婚礼、婴儿和小孩的照片。没有任何其他话题。我和剩余的几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参加过同学聚会。我讨厌这些生下了神童的幸福的母亲，讨厌这些沾沾自喜的妻子。但我并没有反对她们这么做。

现在，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想要完全为我自己做出决定，竭尽全力，一心一意：我想要维托德。我可以为此而做任何事，尽我一切所能，我可以为此付出我全部的智慧，我也可以为此拿我的事业和金钱冒险。

头发留了好几周了，我根本不喜欢我这样的头发。璧德打电话来时，我希望听听她的意见。但她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呆会儿谈你的头发吧。我得先和你说说重要的事。首先一点是，莱茜根本没怀孕！”

我知道的是，莱茜四周前用药房试剂作的检查结果为阳性，但从没有去看过医生。尽管如此，她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怀孕了。几天前璧德带她去看妇产科大夫，女大夫劝她做超声波检查。今天结果终于出来了。

“说实话，”璧德说，“我现在可轻松了。否则如果我要将莱茜的小孩养大成人的话，那我就得辞去业余大学的工作了。因为要是没有一个男人和她一起轮流带孩子，那她如何能继续读大学呢？”

璧德做外祖母的快乐就这样成了一出闹剧，我辛酸地想道。

“那第二个新闻呢？”我问道，一想起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就很兴奋，一定是关于维托德的。

“你想想，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男人，”璧德开始道，并向我描述一个小她十岁的商务代表身上的优点。

尽管我早就知道，璧德的家很开放，她在床上也很开放，但我还是嘲弄她道：“这现在就是你最大的幸福吗？”

璧德并没有显出不快。“啊呀，”她说道，“我知道一个五十岁女人她最大的幸福已经悄悄溜走了。现在对她来说只有小小的幸福或者说短暂的幸福可言。我也不想和你隐瞒他的缺点：他是个已婚者，而且孩子还很小。不过他们居住在慕尼黑地区，他只是周末才回家去。”

是啊，这可真的仅仅是小小的幸福而已。我很惊讶，璧德竟然参与其中。

“那起谋杀案有什么新闻吗？”我问道。

“我倒从没有想到，你居然还对谋杀案感兴趣，”璧德还不忘挖苦我一句。不过她还是谈起维托德的儿子最近几周一直陪在父亲身边，虽然他们本来就在海德堡有自己的住处。但他们想不久以后和他们的女友去墨西哥，毕竟现在还是暑假啊。他们甚至也想过让他们可怜的父亲一同前往。可这样行不通。

为什么不行呢，我问道。

“是的，第一，他不能去，因为现在又开始有课了，他必须去上课；第二，警方必须随时能找到他；第三，他也不愿去。莱茜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提供了位于奥登瓦德的一处小屋，等到孩子们一走，他就想在那儿隐居起来。可以理解，他没有什么兴致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家里，受那帮记者和那些富有怜悯之心的左邻右舍的纠缠。”

虽然我们并没有谈及我的头发，但还是谈到了更有意思的话题。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奥登瓦德的这间小屋。

学校重新开学的时候，我给拉滕堡高级中学的秘书处打去电话。我告知说，我是克吕格警官的秘书，很幸运，他这个名字我是在报纸上看到的；克吕格目前负责恩格斯坦案件。可是警方究竟有没有秘书呢？前不久，我在对一起交通事故作证陈述时，看到的全是男性，而我的陈述亲自由一名警察在速度很慢地打字。是啊，我忽然想起，在一部侦探电视连续剧里偶尔也会有一名闷闷不乐的女性在给那些警察煮咖啡。

我告诉学校里的女秘书，她现在不必特地把恩格斯坦从课堂上叫出来，而是给我带个口信就行。

“恩格斯坦先生请病假了，反正您也没法和他说话，”话筒里传来回答声。我解释说，他最近刚在电话里给了我一个地址，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把它扔哪儿了。这事一旦让我的上司知道，他一定会生气的。看来这位女秘书非常理解我，知道如何避免上司生气，好像她在翻阅她手头的资料。

“好了，我找到他的地址了，”她高兴地说，“是校长本人登记的。嗯，你可以在奥登瓦德的毕克巴赫施罗德博士那里找到他，在霍尔茨维格街上。”

我彬彬有礼地道谢。一切进展顺利。倘若维托德本人接电话，或许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话了，或许我把电话给挂了。他至少会起疑心的。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很小的毕克巴赫。我是今晚就去那儿呢，还是周末去？我终于又有了目标，下班后的生活又有意义了。

当

然我是无法容忍到周末才去他那儿的。傍晚时分，我就带上了迪士高出发了。到了毕克巴赫，我将车停在一条小路上，步行寻找那条霍尔茨维格街。我也不想问人家，再说我也没碰上任何人，这个地方看上去相当了无人烟。最后，在村的尽头才找到那条霍尔茨维格街，这是一条上坡路。这里有好几幢农舍，显然让城里人修缮改造过了。院子里种上了卷心菜、金鱼草、胡萝卜、香菜和福禄考，令我这个城里女人心醉神迷。我虽然不知道他住的门牌号码，但倒是认得出维托德的车子。此刻我已经牵着狗晃悠了整整半个小时。霍尔茨维格街蜿蜒延伸至山上。我看见就在那儿的山上，维托德的小车停靠在草坪上，由于恐惧我颤抖不停。不，我今天还不想敲他家的门，我先得侦察一下这里的周边环境。但在这里可不那么容易；这座很小的屋宇，一个已翻建过的谷仓，周围就是开阔的草坪，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看得见我。我就像是一个顺便路过这里的散步者；除了那辆汽车，我没看到维托德的人影。到最后，霍尔茨维格街一直通到了林中时，我才折回去，回到了我的车子那里；我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到星期六还有三天，我始终有新的计划，小心地考虑该穿什么衣服，狗要不要一块儿去等问题。终于时候到了。我上午去了理发店，烫了个头发。有了这一头蓬乱的鬈发，我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就这样，我那么优雅年轻、激动不安和诚惶诚恐，在星期六拾阶而上，径自来到他的小屋前敲门。不一会儿，维托德过来开了门。

“嗯？”他不友好地问了声。

“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反问道。

他皱起了眉头，脸色蓦地阴沉了下来。

“您请进。”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此刻很激动。他还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就是那个在他的希尔柯死亡时在场的可疑女人。

我进了屋，一张枥木圆桌前摆放着四张椅子，他指了指其中的一张椅子。他不由自主地点上一支烟，然后将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

“您究竟是谁？”他先开口问道。

我很小心，说这事暂且不谈，我一定会在以后告诉他。维托德吸了口烟，去拿了一只烟灰缸，乘机朝脏乎乎的窗子外面张望；他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开着怎样的车子。可我的车停在霍尔茨维格街的另一头，而那条迪士高我把它留在家里了。我是觉得狗往往要比人更引起注意，而且我也从经验中得知，如果一个人带着狗散步会更容易被人找到行踪。

维托德终于说道：“我实在是伤透了脑筋，那个夜晚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您怎么会突然来到我家了？”

是的，这是一个敏感点。这时我只好提到那条狗了。我说——尽管这事听上去不那么可信，因为我头疼，我本来是想晚上带着狗出去溜达一会儿的。在院子附近的空地上，我让狗自由活动，可就在这时狗却突然不见了踪影。在寻找狗的时候，我就闯进了维托德的院子，于是听见了枪声。于是我冲进了家门。

我说话时维托德特别专心地注视我，烦躁地抽着烟，心里忐忑不安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打量我下面的脚，在估摸我鞋子的尺码。

我讲完话后，他恼怒地重新开始道：“很好，很好，也许就是这样吧，尽管我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看到狗。但有一点我根本就想不通。一方面您显然是想帮我的忙，另一方面您又差点把我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