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罗默尔太太把我从梦中拉了回来。她去作了一次体检，下周还得再去一次医院，怀疑是乳腺癌。她很镇静，很坚强。她恳切地注视着我：我知道是关于狗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不马上答应在她住院期间为她看管这只四条腿的动物，我就太自私了。我甚至还撒谎，坚持说，我为有这条狗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可以陪伴我度过寂寞的时光。我在事后认为，如果我当时推脱照顾罗默尔太太的这条西班牙狗，也许就会出现别的结局了。
平时，只要我下班回了家，我是不会再有任何出门的动力了。我洗个澡，换上睡衣，洗洗衣服或者烫烫衣服，吃个面包，然后躺着看电视。没什么特别兴奋的事儿，不过大多数人兴许就是这样平平常常地过日子的。可是这条狗好像不怎么心满意足。虽说它是想回家吃点喝点——毕竟它同样是在办公室里度过一天又一天的，但也许它还以为自己有出去散散步这种权利吧。每当周末在家时，我通常是中午去公园，晚上则少有兴致了。此刻，一个冒险的念头萦绕在我的心中。我翻起电话号码簿。我的莱纳·维托德·恩格斯坦住在哪儿呢？难道我可以称呼他为维托德？起先我徒然地翻了半天，但我终于还是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莱·恩格斯坦，拉滕堡——我们要找的就是他。我的天，在非上下班高峰时间开车过去只有一刻钟的路程。我还有一张拉滕堡地图，找到了他所住的大街，大约在老城区的外面。狗在疑惑地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喜欢冒险了。我最近一次在巴特萨斯巴赫疗养时买了一件运动衣，后来平时从没有穿过。那就现在穿上它，牵上狗，下楼去，开上车出门吧！
我看见拉滕堡圣加伦教堂的双塔出现时，我的心在蹦蹦直跳。我拐进魏恩海姆大街，最后在特拉扬大街停下车来。这个地方并非在他家附近，而是至少隔了三个街区。然后我下了车，那条西班牙狗在街角上嗅嗅，它散步时的步子是不动声色的。不管怎么说，维托德住的地区很美：乡村住宅，平平常常，而且幸运的是，它并不像老城那样被修缮得格外整洁。在刚才提到过的那条大街上有很多新建住宅，差不多在街的尽头就是二十九号，周围生长着野葡萄树。我当然不会就这么停下步子站着观察这幢房子。天还早着呢；我在街的对面走着，专注地望着这座独宅。没有灯光，看上去有点孤零零的，但有一辆小车停在大门口。我鲁莽的心跳得越来越急速了，仿佛我在实施一项极其大胆的行动一样。我走了一小段路直至街的尽头，然后又折了回来。在街的对面——那就是他的街！我踏上了归途，现在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审视这幢房子。在屋前花园里种植着毛地黄和锦葵，住宅后面有一块野草丛生的水果园。房子周围的地皮还没有任何建筑物。我让狗随便走，允准它在满是荨麻、芸香的田里四处翻寻。这样我就可以稍站片刻了。
只是狗根本就不想老是这么磨蹭下去，于是我又用绳子牵着它。
我的心始终兴奋不已。我们必须再越过下一条街。由于这是一个宁静安逸的地区，我也不怎么特别防备什么。直到自行车的铃声
响起，才使我如梦初醒。
我的呼吸顿时停止了。是维托德！我差点撞倒了他的自行车。他一个急刹车，看见我，朝我笑笑。我也报以微笑，完全不知所措的，只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一定是说“小心！”之类的话了，然后就离开了。他看见我了！朝我微笑了！我快乐得就像一个小孩子。我唱着歌回到了家，拥抱狗，亲吻狗，我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觉。整个晚上维托德一直在注视着我，他就坐在自行车上，很随意地穿着牛仔裤和红色套衫，朝我微笑着。
次日晚上，我在同一时间做着同样的旅行，不过穿的是更好看的衣服。这一次，楼上房间里的窗子打开着，我听到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很轻。此刻，我有的是耐心；我可以每天尝试一次，让他见到我，朝我微笑。也许狗会跑到他的院子里，于是我就不得不追着逮住它。维托德就会手拿一把修枝剪刀站在一棵飘逸着芳香的蔷薇树前，一定会盯住我的眼睛看，微笑着，或许还会和我攀谈几句。我想到的始终是越来越多的幸福的机遇。
又过了一天。我曾答应过罗默尔太太，要在今天到医院里看望她。我已经知道，大夫切除了她的右乳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准时下班。在这几天里我就坐在罗默尔太太的办公室里，因为狗已经习惯呆在写字台下面的老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得到上司的允准。多年前，自从来到这个办公室以后，它始终屏气息声地躺在那儿，结果碰上有一天上司进门，和蔼可亲地问起这个宠物来。那时，这条狗还叫米奇或者类似普通的名字。狗从写字台前面看到这位上司时，便开始以柔和的声音叫着。
“嚯，”上司惊讶地说道，“你倒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男中音啊。你是一只爱吃鱼的迪士高吗？”从此以后，米奇就改叫迪士高了。
我带着迪士高直接从办公室驾车去医院，路上我买了鲜花，我把狗放在车上，自己爬上医院干干净净的楼梯，来到罗默尔太太的病房里。罗默尔太太躺在床上，从她的睡衣里冒出一根引流管，不过除此之外，她看上去还像以前一样。她也不觉得怎么糟糕。
“您知道吗，我已经过六十岁了，这个年龄的身体自然不会那么健壮了。如果手术后癌症真的没有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了。”
她特别问起了自己的迪士高，当我向她叙述夜晚的几次愉快的外出经历时，她显得很高兴。我当然没和她说我们去了哪儿。
这一天的外出活动要比以往晚了，晚上七点以后我才到家，我还要洗澡，吃东西，最后还要在衣服柜前站上好久。这一次我究竟该穿上什么衣服？无论如何不能穿运动衣吧，又是鼠灰色，而且又单调。穿套装吗？也不要，这样不就又成了典型的职业女性了。最后，我选择了一条白色裤子，一件深蓝色套衫，一双平跟鞋。天已经开始慢慢变黑了。这次我是在那条平行的路上碰上维托德的，不过他并没有骑自行车。他急促地从我身旁走过，并没有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很明显，他是想再去一下城里。小汽车停在他家前面，他家的窗门关上了，房间里没有灯光。我带着迪士高重新回到我的车里。当我们坐在车上时，我马上决定再次下车，让狗独自呆在车里。狗从没有反对将车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
我步行去老城。大街潮乎乎的，一定是刚刚下过雨。好在我穿着很合身的鞋子，石块路面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维托德肯定是在这儿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是在一个酒馆里。我平时晚上从不到酒馆去，只有和熟人一起才偶尔去去。所以我不敢肯定。第一个酒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从外面由那个低矮的开着的窗子看到里面的客人，但我没找到他。
我走进第二个酒馆，朝四处张望。“嗨，妈妈，你是来找你老伴的吧？”一个酒鬼问我。我立马出了门，再没有勇气走进其他酒馆了。终于，我找到了一家豪华酒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带葡萄酒的混合饮料。他当然也不在这儿。我付了钱，在市场广场上闲逛，看到了高高的柱子上的喷泉，柱子上面矗立着圣母雕像。到处都有古城墙的遗址；在一所学校前——难道也是遗址吗？上面的文字写道：公元九十年，罗马士兵在凯尔特人居住区罗波多努附近，建起了石头城堡。
难道维托德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吗？我看了一下电影的排片表，考虑是否去看晚场电影。接着我看了看橱窗，四处闲逛着。在一家古老的木框架房屋里，人们在庆祝婚礼，在门拱的晾衣绳上挂满了小孩子杂七杂八的物件。
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维托德的住宅。此刻，底楼的灯亮着。外面不见一个人影，整个小区看起来相当冷清，毕竟现在是夏天和度假时间。我蹑手蹑脚地穿越生长着樱桃树和胡桃树的邻地，一直走到维托德的院子。跨越有破损的铁丝网篱笆并不难，从篱笆下面穿过去也不需要体力。我的白色裤子自然没有选对：首先，它不耐脏，其次呢，它比较容易在黑暗中发光。
胡桃树叶因为对着黑乎乎的天空而衬托得更黑了。我躲在一棵很粗大的苹果树后面，觉得自己隐蔽得严严实实。我的脉搏在乱跳。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贼，像另外一个
人，好像她与那个无可指摘的女办事员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
从后面通往院子里去的住宅较宽一面的门敞开着，而住宅正面的门关着，也许邻街的是过道、厕所和厨房吧。从一个很大的玻璃拉门可看到，有一间客厅亮着灯，一张写字台直接靠着玻璃门，前面有一个身影坐在那儿，或许就是维托德吧。我小心翼翼地慢慢摸索着向前靠近。湿濡濡的树枝擦到我的脸上，有一只被踩死了的蜗牛壳在我的脚下发出咔嚓的声音。很幸运，茂盛的水果树树丛把我严严地遮挡着，光线照不到我，但我可以看清我所渴望的对象。他就在写字台上工作，批改学生作业吗？不会，现在是假期了。或许是在撰写一本新著吧，给业余大学写一个报告，或者一封信。他一再停下手里的工作，沉思着望向黑色的院子深处——我好像觉得他正在朝我的脸张望。不过他肯定看不到我。
我无法从这个画面中脱开。我是一个望风的女人！我的脑海里老是闪过这样的念头。维托德穿着灯心绒裤子，脚穿一双香港产的黑色拖鞋，上身穿的是一件缺少纽扣、两肘有洞眼的绿羊毛衫。我对这样的马虎是不会听之任之的。纽扣少了可以马上补上，破了的套衫可以放在待补的袋子里。他的太太大概是个挺粗心的人。顺便说一句，她究竟在哪儿呢？客厅里一点儿也不整洁，沙发旁边的羊毛毯掉到了地上，窗台上的杜鹃花已经干枯，烟灰缸是满的，报纸已经堆起来了。这个家庭主妇要么就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要么就是出门旅行或是病了，或者她是一个对职业要求太高的女人。我真希望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维托德在不停地写，在这中间他曾摘下眼镜，有时抽上一支烟，有时还来回走动一番。有一次，电话铃响了。他讲话时很激动，露出一张恼火的脸，突然砰的一声挂上电话，马上又点上一支烟。然后他就不再写东西了，在房间里不停地奔跑，就像人在狗窝里一样。再接下来，他给一个人打起了电话，讲了很久，沉默一会儿，然后又讲了很长时间，尔后突然把电话挂了。他离开房间后，我从迷宫般的树丛里爬了出来，差点被一棵折断的树枝绊倒。快要下雷雨了。我终于往回家的路上赶了；天已经很晚，我的心里一片乱糟糟。
尽管好长时间不必再减肥了，但我最近还是瘦了，我睡眠很差，眼圈发黑，而且我发现，眼睛下面皱纹多了许多，眼睛充血，让我感到疼痛，而迄今为止充血的事我还没碰上过。在办公室里，我无法集中思想工作，我也不再加班加点，我还得尽量寻找一些合适的措辞。我的头儿已经觉察到这一点。他和气地断定说，兴许是罗默尔太太的病让我伤心过度了。
“您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我发自内心地说。他开心地微微一笑。
周末，我和璧德一起出去购物。我想让她出出主意。这自然是件挺难的事。最后，她在“喜嘉艾”商店买了两件闪闪发光的女衬衣，一件给她即将出世的外孙的婴儿短上衣，一条大减价的裙裤，一双样子奇特的鸭嘴鞋。我买到了一件昂贵的紫罗兰花朵图案装饰的夏装，而且我还当场穿上了我们俩一致看中的惟一的一件衣服。
走在街上，我们碰上了两名男子，璧德真是什么人都认识。看样子，是她的丈夫以前给他们造过房子的熟人，其中一位是版画家，另一位是一家百货商店的采购员。我们找了一家咖啡馆喝咖啡，璧德毫无拘束地跟这两名男子调情。反正我有这样的印象，自从离婚以后她并不是清心寡欲地生活着，但她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事情，也许是出于礼节考虑吧。穿着漂亮的衣服，面颊由于刚喝过咖啡而绯红，身体里充满一种过分激动的全新感觉，我忽然发现，因为意味深长的微笑、娇滴滴的笑声和给对方递眼色，我也同样受到了他人的重视。我的天哪，我为什么不是在三十年前就懂得这个道理呢？
两名男子走后，璧德说：“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一对，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十年。跟他们俩胡扯真是太美妙了。顺便说一句，我刚听说了莱纳·恩格斯坦的一些情况。”
我恨不得立马怒吼着跳起来：“你干吗不早说呀！”但我顿时恐惧起来：难道他也是同性恋吗？因为璧德正好说起同性恋时才提到他。我是没法将这些喜欢调情的男人分门别类的，我对此实在毫无经验可言。
“好了，你得注意了，”璧德开口道，“莱茜有一个女友，叫爱娃，爱娃和恩格斯坦的一个儿子是朋友。”
“那他是谁？”我马上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青年吧，正在服民役。”
“不，我是说那个父亲！”
“哦，他是拉滕堡的老师(这我早就知道了，我在想)，学生们叫他恩格斯蒂恩，他很受学生的爱戴。是莱茜说的，她去过那儿。”
“那母亲呢？”我问。
“哦，是这样，”璧德向我暗示道，“这里肯定出了点问题。据说她出门旅行好久了。”
更多的我不敢再问了，但快乐在我的内心掠过。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简直太棒了，然后或许我就可以拥有我的维托德了。
回到家里，我又被怀疑折磨、纠缠着。如果他真的是我觉得合适的人，那么他是否也会偏偏选中我呢，前提条件当然是，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啊。现在我常常站在镜子前，将我过去整整二十年的次数加在一起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我批判性地看着自己。是否我应该进行一下面部整容呢？尽管我对此始终有那么一点反感。他今年四十九岁，外表出众——这个年龄的男人，人们始终这么说，可不会喜欢我这种年龄段的女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