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不知道有哪些选择，比如说出国这些方面，我发现他们是很早就意识到或者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是很晚才知道这个事情，但真正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些晚了”，来自河南的农村学生浩凡道出了不少被访者的同感。
就这样，在学校的引导、世俗的追求、自己微弱的理想等若干选项的纠结之间，在残酷的竞争结果面前，“迷失无从者”总是最容易陷入一种被选择的局面。
迷茫的目标和匮乏的信息与策略共同导致了一种“生涯目标失焦、简历一盘散沙”的状态。
在左顾右盼、举棋不定之间，四年光阴匆匆逝去，使得“迷失无从者”极易错失为毕业出路做准备的窗口期，其名校文凭对职业地位的兑换能力也不免随之缩水。
跟从主流：“价值归顺者”的逆转之机上文提到，因为劣势阶层的学生“工具箱”通常小而零碎，内化的观念并不整合，因而比起“目标掌控者”而言更容易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即学校主流价值教育、风行的同辈文化）的影响。
然而家庭、市场和学校各自生产着不同的话语和意义指向，导致外部意识形态的环境又相当嘈杂，学生在其中如同置身一个意义角力场，容易迷失无从。
不过，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价值归顺者”因为接受了学校里的主流文化宣导，而树立起了被学校和校友所支持的生涯目标，由此免于生涯困境。
正如前两章所示，习性的错置和文化资本的短缺的确构成了阻碍低阶层学生成功的文化障碍。
但尽管如此，也不应该认为中国精英大学与寒门学子的文化全然不匹配。
从他们的叙述来看，他们用以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策略的“文化工具箱”不仅仅带着阶层生活经历的烙印，也受到政府领导下的学校教育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布迪厄也认为学校教育对国民的感知、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影响深远：正是学校教育系统将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传递给个体（包括无意识层面），因而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们更容易共享某些特定的常识和观念——他称为“学校化的习性”(“a cultured habitus”)p.344。
作为经过高度选择的高考制度的“获胜者”，与Paul Willis笔下那些过早背叛学校的底层青少年不同，本研究中来自劣势家庭背景的被访者们表现出了对学校教育系统及其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
无一例外地，所有被访者都对“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坚信不疑，并且对自己能有机会在大学学习充满感激和自豪之情。
因为入学之后普遍抽离出家庭、稳定地居住在大学校园里，他们便更有机会去内化校园里盛行的观念图式。
其中最鲜明者，是学校和老师在正式教育中提供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
对“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的接受为“价值归顺者”带来了一种获得学术职业和政府体制接纳的可能性。
自80年代初以来，过去以“统”和“包”为主的计划分配体制被“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市场竞争机制所代替，使得大学毕业生的处境与市场主导的西方国家具有了更多相似性。
尽管如此，对于市场转型阶段中国精英的形成，学界达成了以下基本共识：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家主导和原有体制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主导再分配权力的政府体制并未被削弱，而与市场体制并立或融通。
万闻华和方长春甚至认为，政治权力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
也就是说，即便市场机制已经在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占主要份额，政府机关以及包含学术科研组织在内的事业单位仍是一条上升为社会精英的关键通道，这也印证于社会上对公务员、事业编制的追捧。
而大学本身作为一种政府管理下的事业单位，与体制资源有诸多衔接之处，这就为一种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赞助性流动”创造了可能性。
众所周知，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正式组织，会为其成员创造和提供多种多样的上升机会，直观的例子包括校内行政岗位、直研深造、留校任教、向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输送选调生等。
比起一直迟疑彷徨的“迷失无从者”，“价值归顺者”的优势就在于，他们顺从了大学的主流价值导向，并据此选择了大学提供赞助的生涯发展方向，因而获得了一条走得通的出路。
上一章的“转变者”部分中提到的海文和梓桐，都是因为内化了大学所传递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而获得理想出路的例子。
更鲜明的例子体现在走上选调生岗位的被访者身上。
在我访谈的多位选调生中，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践行意识令我颇为震撼，而从他们的出路来看，大学和体制也的确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益民从小生长于安徽某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通过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被南方大学公共管理类专业录取。
从国家级贫困县的乡野到一线大都市的名校，益民在一开始也经受了不少文化上的冲击，往日的自信心跌到谷底，只剩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和迷失感：“那种现代化的都市和那个偏远的小山村之间一个巨大的落差会让你不知所措，会让你有种迷失感，就是你以前很熟悉的生活，突然这边出了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你不知道要去怎么走，下一步应该要去哪里”。
一向要强的他，白天强打精神正常上课，表面上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但其实“内心整个人都已经炸了，心态崩了，有时候半夜一个人会默默地流眼泪，然后想想啊，感觉自己一点长处都没有，一点优点都没有，自己是不是要完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能活着一天就不错了！以前长那么大没有这种事情”。
当时的他不愿和任何人聊起这些感受，独自默默坚持着。
慢慢地，在社会调研团队和支教项目中的参与让他恢复了一些状态。
虽然参与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但这些懵懂而积极的投入却换来了自我的重新整合和方向的确立：益民：“寒假或暑假我都会出去，做调研或者是社会实践，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就是西南啊这些比较贫困的一些地方。
” 雅君：“你参加这个是觉得这个会对你的就业有帮助？”益民：“我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
我就觉得我需要去因为我自己是农村的，也要去感受一下就是一些贫困地区的情况。
然后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的是那个湖北巴东，当时也是一个贫困县，然后去的感觉就是那个贫困县比我们县还要贫困，可能是我小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就给我很大的震惊，然后之后就觉得有必要再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状况。
” 雅君：“也没有考虑过去实习之类的？”益民：“没有，我一直没想去实习，我觉得可能赚钱这种事跟我来说好像不太搭调，怎么说，就觉得气质不符吧，讲钱太那个啥了，太俗了，所以就没有想去公司这种。
” 雅君：“所以你花了多久才算是适应了大学？”益民：“基本上是整个大一吧。
到大一下学期以后才稍微好点，然后到大二然后再继续参加一些就是社团活动，精准扶贫的调研啊这方面的，然后才稳定下来。
我觉得那种自我的撕裂感在整个大一大二都会有，可能在大三才真正地平静了下来。
然后才知道自己就是未来想要一个怎样的自我，想要怎样发展。
然后我对工作的选择就是能够发展好自己，然后最好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改变，所以就想从政，专业也对口。
跟辅导员聊过相关方面的话题，但还是很模糊。
” 雅君：“你是怎么知道有选调生这条路的呢？”益民：“我听辅导员说过，但是还不是怎么太清楚，然后大三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基层就业协会’，它会有个宣讲，然后我们之后又拉了个群，他们也会定期推出一些关于选调生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去接触和了解这些东西。
大四上的时候，就通过那个基层就业协会，他们的信息，包括也有一些学长就是往年的选调生到学校来做那个宣讲之类的，也会去听一些，然后去跟他们聊一聊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就比较明确了。
”通过参加扶贫调研、支教等公益活动，益民把工作的理想树立在了基层服务之上。
而通过加入学校的“基层就业协会”这类社团，他又得以接触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学长学姐，从而获得了选调生遴选的信息渠道。
已有不少基层服务和调研经历的他，又是预备党员身份，在选调生选拔中一路绿灯，拿到了包括江苏、浙江省在内的多个录用通知。
最终，他选择了江苏省，被分到某市的市直机关，他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
之所以选择去江苏，一方面考虑到离家乡近，可以照顾父母；另一方面又能学习东部地区较为先进的公共治理经验，这样以后可以更好地服务西部地区，“这也是基于我之前去西南部一些地区，去跟当地的政府官员他们交流，我自己得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真的中西部的行政效率真的各方面问题都很多，跟我接触的东部地区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我就想还是去东部待几年看看情况，然后未来的话有机会再去西部”。
虽然留在了市直机关，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去更基层的乡下扎根锻炼，因为他觉得帮基层民众解决实际问题才更有意义：“我特地还问了他们，他们说可能会去村里面或者镇里面挂个职之类的。
我其实蛮期待之后两年的基层锻炼，就是能够直接地接触到一些基层社会的情况，最好的就是把他们的一些想法，一些问题啊通过我去反映上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
我觉得这样还是蛮有意义蛮重要的。
因为之后我一直都在市委工作的话，你跟基层民众打交道的机会其实很少的，就是面对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其实你并不知道基层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是我的出发点还是蛮重要的，就是不能偏离了这个东西”。
和益民一样，来自甘肃农村的大成也在大学拥抱了家国情怀。
在北方大学读研期间，他就是“双肩挑”的辅导员中的一员。
在北方大学学校文化的熏陶下，他逐渐树立了从政的理想——进入体制内，“去关心和试图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这是我觉得真正值得去做的”，可见他对这一目标寄予了相当强的价值感。
他在校团委任职，不仅担任辅导员，还在每个假期加入学校基层研究会组织的基层挂职，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从金融学院转入社科学院读研，为了让自己掌握更多分析社会问题的知识与方法。
他决定响应国家号召，硕士毕业后去乡镇做一名基层公务员。
考虑到北方大学校友网络在各地政界的有力影响，大成的从政之路其实颇有前景，“我们学校老师，党委副书记，可能每年会去看很多刚刚到地方去的新生。
其实就是去领导那点个卯，刷个存在感，提干的时候让这个领导记得，我们这可有一个北方大学的人在这。
表示一个姿态，我的学生来到你这个地方，我都一直关注着，你不关注我关注，我也是个部级单位”。
从结果来看，依托于学校和体制内强有力的资源庇护，“价值归顺者”们的出路虽然可能从薪酬上不及“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但从声望、地位和权力来说同样相当理想。
“我们北方大学一直倡导的就是去重点行业重点领域，为国家做事，追求的有一个口号叫作‘入主流上大舞台’。
比如说那种60万年薪的外企，北方大学是绝不会在官方场合宣传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学校鼓励和支持的。
……我现在选了省委组织部，虽然工资确实低，但不管从事什么岗位，你始终是在为国家做事对吧？那种私企和外企，你干了一辈子之后，你感觉你除了为这个大老板赚钱之外，好像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事，但是我去的政府，他是在基层在为国家做事，而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做事，感觉这个更有意义。
而且这个位置它的社会地位还是挺高的。
”（高程，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厂经营者）“‘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把集体主义的奉献精神和你的自我价值统一起来的，你并不是觉得它们两个是对立的关系。
我觉得北方大学的人就是要追求卓越，而且并不是我奉献了就没有我自己了，你会觉得它是你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当你有一天做了爱国奉献之类的这类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欣喜感，或者一种自我满足感。
……虽然那些企业的offer能给我几十万年薪，但我觉得去航天研发部门平台更大。
我做到了我应该去做的，然后我从来不会说什么，就像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浩凡，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父母务农）至此，四类出路获得机制的主要特征已经清晰可见了。
上述个案鲜明地向我们呈现出，同在名校，不同学生的生涯成功之路是如何被他们自己铺就或堵上的。
在每个人的故事里，阶层的限制与个体的能动性、理性计算与价值理想相互交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看似纷繁复杂难以解释的现实图景。
不过，文化社会学中关于文化和行动关系的理论为我们赋予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当我们仔细思忖上述四分类，会发现关于价值信念与行动之关联的两种理论路径——价值观驱动范式和文化“工具箱”范式，其实有论无争，甚至互相补充：价值观驱动范式的解释重点在于人的行动目的是如何确立的，而“工具箱”范式强调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样使用文化去达到预先确立的目的。
在学校-工作转换的具体语境下，学生能在生涯选择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决于两个要素：(1)内化的价值观念是否驱动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标；(2)学生作为理性行动者使用文化工具达成目标的能力，而如上文所述，使用文化工具来达成目标的能力与阶层有着系统性的联系。
表6 四种类型的毕业出路获得机制如表6所示，因为优势家庭背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策略和探索自我的机会，“自主驱动者”在为自己树立目标和实现目标方面都享有优势，在有目标、有策略的情况下，他们容易获得自己的目标职业；家境相仿的“机会主义者”与此类似，只不过出于某种生活经历或环境原因他们未能树立起有意义的价值目标，但至少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取得令人歆羡的高级职业；而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则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不过，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学校、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活动参与频繁，并以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他们就可能跳脱出“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怀抱着主流理想信念在组织的庇护下获得职业机会。
如果以薪酬来测量他们的出路高低，其大致次序可能是“自主驱动者”/“机会主义者”最高，“迷失无从者”最低；如果将权力和声望也纳入测量，那么“价值归顺者”也被视为获得了相当精英的职业。
真正感到难以在名校学习期间改变命运的，就是“迷失无从者”了。
至此，我们已经详细地展示了，在家庭背景的结构性约制和个人使用文化的能动性的双重作用下，使用“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各自是如何获得毕业出路，以及出路的差距又是怎样拉开的。
本章表明，虽然“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分配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再生产的逻辑，但出路的获得却不仅仅是个决定论的故事。
“自主驱动者”固然优势占尽，但“价值归顺者”的峰回路转同样有迹可循。
在当前中国社会，市场轨道和体制轨道并行的二元精英路径下，家境劣势的大学生并非注定只能成为“迷失无从者”。
正如前文讲述的，当他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读懂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充实了自己的行动能力，或是响应国家号召、获得了组织的有力支持，他们就有可能摆脱“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获得比较满意的向上流动结果。
需要申明，寒门学子在精英大学中遭遇文化障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或习性本身存在某种缺陷，而只是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文化与大学多数成员所“默认”的文化不同罢了。
文化障碍及解释逻辑的提出，看似从寒门学子自身的角度解释了不平等的产生，本意却不在于“谴责受害者”或对寒门学子的文化表示批评。
相反，与其他力图揭示低阶层与大学的文化错配问题的研究如一样，揭示“文化障碍”的目的是展现名校的制度与文化环境看似中立，实际上却给寒门学子获得与中产阶层学生同等的高等教育体验带来了额外的困难。
说到底，这是宏观层面的大学组织特征（比如大学里各阶层学生的比例结构）和制度安排（比如就业政策、学生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制度）导致的，个体身在其中，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它们带来的后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寒门学子只能被动接受文化障碍的钳制。
书中已经多处展现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多种文化障碍的可能性。
正如许多运用布迪厄理论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所同意的，要促进寒门学子突破文化障碍，就需要引导他们认识这种文化障碍产生的原因，特别是要向他们解释新的学校场域中那些或明或暗的“游戏规则”。
当有人向他们清晰地解释一番名校中实际起作用的场域规则，他们就逐渐能结合这些知识对自身的处境进行自反性的分析，就有可能重新审视原先未曾意识到的困境，松解那些本不必要的自责、羞耻和负罪感，才有了发挥能动性去突破困境、赢得转机的动力。
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用意。
寒门学子能做什么？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是我目前正在研究的议题，尚未得出体系化的结论。
此处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感悟略提几点，权当抛砖引玉，与读者讨论。
要走出文化障碍带来的低迷状态，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
正如本研究被访者的体验，不少寒门学子对入校后可能面临的文化障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后又将问题归结于自身，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因而突破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像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
虽然看似是个人的体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是正常的，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
换句话说，其实身边有这些不适感的同学大有人在。
因而，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
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度过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
虽然寒门学子总不习惯于向辅导员、学院老师等关键人员求助，但错过这个理所当然的帮助来源实为大憾。
要在认知上做好突破文化障碍的准备，还需要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
因为习性总是不自知、不自觉地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分分秒秒，行动者无需刻意思考和判断就自动知道该如何行动。
习性作用下的实践常常是前反思性的、是倾向于维护旧有习性的。
因此，当寒门学子来到新的名校场域，总是会无意识地拒斥所接触到的新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正如书中运用“直觉依赖模式”而不自知的同学，明知道其他策略更有利，却常常轻易从自己的道德体系出发，对此嗤之以鼻。
当然，寒门学子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要有所反思和甄别，亦步亦趋大可不必，但全盘拒斥也不可取。
即便是拒斥，也要经过反思程序再决定拒绝。
对于那些自己看不惯又好似很有功效的做法，可以首先自己反思自己看不惯的缘由是否站得住脚，而后仔细思索一番令该做法有功效的机制是否合理，然后再决定是否批判性地接受这一做法。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的广泛了解和学习。
初始的“文化脱嵌”感并不可怕，当寒门学子浸淫在名校的新环境，他们有很多机会去见识其他人习以为常的那些观念和做法。
寒门学子要做的，除了在认知上松动自身不假反思的旧观念和旧做法，还要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
在这方面，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
要尽量避免仅仅在老乡和高中同学群体里寻求社交支持的倾向，也要着意和更广泛的人群、特别是与自己背景不同的同学沟通交流。
在遇到文化适应障碍的初期，寒门学子可能会感到与背景熟悉的同学交往更能舒缓压力、建立安全感和归属感。
随着新朋友圈子的建立，“文化脱嵌”障碍逐渐瓦解，就是时候勇敢地结交其他与自己不同背景的朋友了。
在与不同背景的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可以留心观察和思考那些令自己感到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做法，并带着坦诚和尊重与他们交流。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
教授和师兄师姐并非如同想象当中的那样难以接近，他们更清楚大学的游戏规则，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切身的帮助和建议。
事实上，大学已经在促进师生互动方面实施了许多举措，例如让新生有机会进入课题组的学术启航计划、教授读书会等。
不要错过这些交往和学习机会。
假以真心与时日，相信会获益良多。
在逐步做好准备拥抱新社交圈子和场域文化的同时，还要注意衔接好旧有的社交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的裂化带来的撕裂感。
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综合本研究中被访者的经验与叙事心理学的洞见，我认为再创作自己的人生故事可能是一个有用的途径。
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在《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一书中指出，人们通过创作自己的个人神话(personal myth)来理解自身。
通过将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通过故事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令人信服的整体，人们得以获得自我认同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面对“文化迷失”带来的困境，寒门学子不妨尝试用笔写下或向他人叙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在写作或讲述过程中，特别注意挖掘自己在经历多个成长阶段后也从不曾改变的特质，或者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愿望或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连贯性。
一位被访者告诉我，尽管自己发生了许多未曾料到的变化，但当他在大三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许多曾经珍视和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仍然在那里，未来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之前碎片化的自我就渐渐地拼合在一起，重新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却是经历过身份扩展的自我。
尽管目前关于寒门学子上大学的研究往往极言低阶层习性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鸿沟，但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能考进名校的寒门学子的习性特征其实与大学场域仍有一定的连续性。
例如，寒门学子入学后多习惯性地看重学业，倾向于维护自己一贯的“优等生”身份，而学业“优等生”在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系统里的确能获得不少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支持。
因此，寒门学子在大学阶段的发展具有连贯性的自我并非没有可能，个体在再造自身个人神话中无疑拥有相当的自由，这也是我后续研究的方向。
最后，在即将跨越文化障碍的阶段，寒门学子可以试着去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并意识到和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渡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
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Eribon)的《回归故里》一书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厌弃自身原生文化的人即使取得了成功，也终将因情感和精神的无所依归而饱受折磨。
埃里蓬停止这种折磨的最终途径，正是从精神上“回归故里”，与从前一直抵制和不愿承认的自己和解。
尽管寒门学子可能一度因自己的身份标签（如“农村人”“贫困生”“凤凰男”“小镇做题家”等）而感到自卑和自我厌弃，但一旦当他们趟过了文化身份扩展的河流，这些经历反而会化作一种独特的个性和优势。
不少学者指出，寒门学子的原生文化的确可以制造优势，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包括自立自强的精神、尊师重教的观念、内在生发的不竭动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化身份扩展的寒门学子，如同穿梭在弱势社群和社会精英之间的“大使”，他们精通两边的语言、明白彼此的诉求，也有意愿、有能力去影响政策和决策，从而改善其原生社群的生活境况。
例如，不少毕业于名校的农村学生选择成为选调生、投身公共服务，并非仅仅出于自身向上流动的考虑，也是一种服务基层、回馈乡土的精神追求。
同样，公共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致力于揭示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弱势社群福祉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中也有许多人正是出身于弱势社群。
当他们在新的知识精英场域站稳脚跟，原先的文化身份就自然而然为他们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成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祝福。
归根结底，要从现象上消除文化障碍，绝非寒门学子个体的责任。
高校教师和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他们在消弭文化障碍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改善政策环境来支持学生应对文化障碍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例如，近年重点大学已经提高了贫困学生的录取比例。
此外，可以通过一些软性的制度机制增加弱势学生在精英大学的比例和进行社会性投入的机会，促进他们的师生互动和同辈互动，帮助他们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另外，将生涯规划辅导提早至低年级甚至新生教育期，帮助寒门学子早日树立目标意识，生成职业价值目标，并扩展“文化工具箱”，组建多样化的职业准备策略。
除了透过制度措施来缓和文化障碍，高校教师和辅导员们作为日常接触学生、又手握评估权力的“守门者”(gate keeper)，只要稍微俯下身来，不将自己拥有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多顾及弱势学生的体验和感受，就能为他们扫除不少人为制造出的文化障碍。
学术研究者在推动文化障碍的消除方面同样责无旁贷。
要做能对寒门学子提供切身帮助的研究，研究者不仅需要揭示文化障碍如何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究他们发挥能动性去突破文化障碍的过程和机制。
倘若只满足于无休止地对再生产既定秩序的解释，那么千方百计与文化障碍搏斗的寒门学子就失去了一份得力的支持，而学者们也错过了欣赏一幅能动性与结构性力量相抗衡的动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