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主要分野即是在此。

正如前两章已经说明的，自如使用文化工具去达成目标的能力与社会出身有着系统性的关联，因而纵轴同时也带有家庭背景的意涵。

横轴代表价值信念对生涯选择的驱动力，前文表明学生的行动目标受信念的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浅层内化或相互冲突的价值图式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深层内化的价值图式就会构成选择生涯目标的真实动机。

图4 大学生出路产生机制的四分类在纵轴的上方，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而分为两种类型：“机会主义者”和“自主驱动者”。

在典型情况下，二者均来自优势家庭背景，同样深谙大学与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也习惯于围绕生涯目标来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但二者在价值信念上有着关键的区别：“机会主义者”虽然也有很强的目标意识，却没有深入地内化一个逻辑自洽的价值图式，其目标很大程序上是工具性的，而非指向一个对行动者有意义的理想信念。

因而“机会主义者”常将生涯目标定位在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工具性利益（钱、权力）的职业上。

而“自主驱动者”则有一个自主树立的有意义感的生涯理想，虽然他们也很擅长使用策略去做好生涯准备，但他们的选择偏好却不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容易预见，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意义感设定。

（更d书f享搜索雅 书.YabooK）在纵轴的下方，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行动者依价值信念驱动力的不同也分为两种类型：“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

在典型情形下，二者均来自劣势的家庭背景，同样面临目标失焦和策略不足的文化障碍。

但二者因为意义感驱动力的不同，也有着关键的区别：“价值归顺者”虽然也缺乏目标意识，却相对比较顺服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因而在校园环境的熏陶中内化了学校所传输的理想信念（详见上文提到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图式），并且出于该理想选择了相应的出路。

由于“价值归顺者”的价值信念深受学校教育影响，因而在选择上倾向于跟随同学的普遍选择和进入体制系统（例如公务员、国企）。

而“迷失无从者”则因为游离于各种价值取向之间而往往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举棋不定，最终陷入被动局面。

在毕业出路的获得上，“迷失无从者”处于最不利地位，而“价值归顺者”获得了学校和体制的赞助，“机会主义者”为自己博取了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待遇的职业，“自主驱动者”则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

可以想见，“自主驱动者”目标通常具有相当高的门槛和精英性质，与无路可走的“迷失无从者”可谓天壤之别。

成我所愿：“自主驱动者”的追梦之路在一系列鼓励个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话语中成长，又依托巨大的家庭资本和关系资源作为后盾，“自主驱动者”们从来不缺少定义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意识和方式。

大多数“自主驱动者”们想要的生活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对于人生成功的定义还是不尽相同，并且通常不会直接受学校主流价值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在审视自我的基础上从更多的观念来源获得启发。

对于第三章开篇提到的经纬来说，赚更多钱或者博得一个看上去很厉害的职位并不值得被当作一种执念去追求，他深入内化了“个体趣味-自我表达”图式，希望能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洞察自己的热爱。

交易员职位之所以吸引他也是因为这个职业比其他职业蕴含着更多人生体验的可能性。

而对于教授家庭出身的彦超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因为他的确热爱这个行业，“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作品，就会有很多成就感……当你这个帮助别人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然后就很高兴”。

其实他也拿到了多家机构的录用，但对他而言，挑选职位的首要标准也不是薪水，而是看团队的工作风格和对新手的培养意愿，“其实我们这个行业还是一个类似师徒制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看重的还是团队，我能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去什么性质的单位其实没所谓……”与经纬类似，彦超最后选择的一家建筑设计院也不是薪水最高的，而是他认为可以提供最理想学习机会的团队。

其实，“自主驱动者”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什么东西最重要，只不过他们在大学期间主动地、尽早地完成了自我探寻之旅。

由于要探索自己的热忱与理想，他们不会把自己禁锢在故纸堆里，课外的社会性投入至关重要。

经纬这样描述这些经历对他自我探寻的意义：“你不去经历，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去经历去尝试，会做错很多事情，但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大学为“自主驱动者”提供了“教育”，不如说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平台和所需要的资源。

谈起大学对他最大的意义，经纬直言并不是课业，尤其不是专业教育，而是课外的人际交往、讲座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经历。

提到学校在价值观方面的引导，经纬也直言：“我觉得我几乎没有受到官方价值教育的影响，而且官方的输出其实很少，同学中间倒是有的。

‘自由而无用’嘛，我觉得就是说人不能太功利，因为功利的人往往短视”。

对于北方大学对学生旗帜鲜明的价值教育，彦超也表达了一种冷静的审视，将这种导向看作这所大学的一种历史基因：“在历史上它可能需要这么讲，不过很多人的选择都是一个综合的东西，你自己还是环境里面的各种因素都要考虑。

所以我觉得独立自由还是很重要的吧，爱国奉献精神我很同意啊，但多大程度上成为你的动力因人而异吧。

我不会对这类话特别敏感，可能因为我平时比较忙，所以关注的是还是专业方面为主”。

经过一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短处，并在失败面前叩问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终极目的，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这条探索之路对所有人而言都并非易事，自主驱动者们只是在这条路上更有意识、也更容易获取支持。

最终，自我驱动者们会在心里将“自己真正想做的”和“条件允许我做的”、“很多人都去做的”，以及“父母希望我做的”等等选项做一番比较，并且基于自己深刻内化的一套逻辑圆融的世界观去作出本心所愿的选择。

他们对自己的价值系统已经颇为确信，并且对意义感和价值感表达出相当高的需要，以至于他们真的会依据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对各种潜在的选项做出评判，最终指向一个确定的选择：“从我现在做这个事（创业）来说，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你往前要去追的这么一个东西。

当你去追的时候，你觉得你就跟这个事情都已经是融为一体了，其他的事情都要放在这个之后去安排了！如果按我爸妈的意思，可能我去当个大学老师什么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能养活自己、然后有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但我现在整天都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儿啊！就是那种……认真地经历一些事情的那种感觉吧，就会有一种对每天都很期待的感觉。

”（思同，北方大学社科，北京人，父亲为大学教授，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钱太少当然不行，这是基本条件。

但对我来说差不多有个中层的收入，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但是生活要有意义，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

很多人可能追求拥有一大堆奢侈品，大多数人为了赚更多的钱，无非是追求体验别人所体验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在这个能赚钱的过程中，你同时实现了意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钦凯，南方大学理科，上海人，父亲为私营企业主，母亲为工程师，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外企）“我有考虑过找工作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价值感，就是你的那种纯粹思考、讨论、自由、写文章的这种快乐就没有了，你可能要么朝九晚五，要么就被公司榨取得不行。

如果一种生活除了给你带来收入，也能给你带来价值感的话，可能会比纯粹的劳动来得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一点，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

而且我们现在收入也不低，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些项目，做一些课题什么的，我觉得也还行。

X大学有个老师，他说：“我现在不做别的研究，我只伺候自己的兴趣，我觉得活到这份上这辈子就比较厉害了。

自由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让你做自己觉得有意义、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事情。

”（宇森，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均在机关事业单位任职，毕业后选择深造）“赚钱是一个方面，钱反正够花就行了，赚多了没用，你又不会把钱全取出来堆在家里。

事实上你还要考虑其他方面，就是过得高不高兴。

你花了人民币是要追求什么？是追求自己高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虽然收入很高，但是你要工作20个小时或者工作16个小时。

投行现在收入很高，但你一天或者一段时间内就要疯狂地工作，过得也不是很高兴。

所以我觉得教育有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让人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收获不是只有人民币，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它们可以融通在一起。

我学术做得好还是可以赚钱的，走遍天下都可以去做各种讲座，我的这个行业地位就奠定起来了。

”（友斌，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国企工程师，毕业后选择从事学术职业）莫谈情怀：“机会主义者”的成功之道“机会主义者”没有深入内化某种价值图式作为自己意义感的支撑，但善于使用策略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由于家庭背景所赋予的优势，“机会主义者“们对取得好成绩、好工作的手段相当熟悉；又因为尚未深刻地内化一种成熟的价值信念，他们其实对于“为什么要成功”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也是“机会主义者”与“自主驱动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生涯目标常常是短期的、工具性的，而并非植根于所认同的人生价值和意义感之上。

“机会主义者”几乎从一进校开始就认清了学习并非大学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从学业里节省精力去打造自己的求职简历。

但他们同时又知道自己必须要保持一定水平的绩点，以防错过好成绩赋予的资源和机会。

《选课学概论》这样的学问，在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受欢迎，它可以帮助学生从“水课”中拿到好成绩，又用节省出来的时间去投入到更有“投资价值”的活动中去。

他们早就对学校提供的价值引导和“培养”放弃了兴趣，并且早已洞察到：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和就业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是两回事，一个理性的求职者理应做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早做准备。

正如第四章提到过的泽斌，他在学习中属于典型的“浅薄涉猎”型，居然也保持着排名前列的绩点。

他为自己谋划了一条行得通的跨专业实习求职之路——通过成功获得某行业巨头公司的暑期实习机会，大四之初就拿到了包括通用电气、强生医疗等三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录用函。

但他并没有在那时候停止求职，而是继续对重点行业广泛撒网，“投了咨询，还有就是市场有关，比如像百威英博，当然我也投过几家互联网”，最终他决定选择国内某知名互联网游戏公司的市场营销岗位，起薪几乎超过南方大学本科生起薪平均水平的3倍。

与“自主驱动者”不同的是，“机会主义者”其实对自己的目标并无价值意义上的认同。

泽斌对各种为学校所赞赏的价值感到虚无，似乎只有最直接的物质报酬值得他当下去追寻。

在他看来，南方大学的同学实际上利己者众，论到南方大学“自由而无用”的文化，他显得非常怀疑，也并不觉得自己在身边见过真正践行这种价值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在一直在做‘有用’的东西，其实真正去做无用的什么东西的人很少，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少。

自由无用啊，说说都是一些情怀，但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offer有多少钱”。

他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业界的大佬，但他也坦言这个想法说到底还是为了“追求财富或更高的地位”。

雅君：“那你会觉得财富和地位就是你的人生理想吗？”泽斌：“目前支撑我的就是这两个，其实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个就是当你有足够的钱啊，你才会转移到精神层面的追求。

……（意义问题）我现在暂时搁置吧，因为我觉得它目前对我来说，嗯……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而且现在想也白想，目前人生阅历也很少，又想不出来。

”国凡是在大学里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的。

他曾怀着一腔新闻梦想转学新闻学，却在几年的国际交流、访学和实习经历之后决定抛弃自己的理想。

多次媒体实习经历让他相信，现实世界远非他理想中的样子，加之如今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他因此怀着恼恨的心情彻底抛弃了原先想做一个新闻记者的梦想，决定彻底离开新闻界，转战金融。

他把这个过程叫“洗白”：“洗白就是我都不把自己的媒体实习经历写在简历上，然后去金融从零刷实习，去券商去银行。

”他专门为此转了专业读研，以为自己留下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在金融圈求职。

他的求职结果也还算满意，最终接受了某家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办公室的工作邀请。

总结自己的求职之路，他把自己全然描述成一个不相信任何“漂亮说辞”的机会主义者：国凡：“我们虽然鼓吹自由，谁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过。

每个人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别人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找工作也一样。

自由这件事情其实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你别想着什么，你多挣30万，你就能有更多自由。

所以我现在找工作，我就看待遇和发展这两块，就是钱和对能力的培养。

我其实就是一条狗，谁给我的骨头肉多我就给谁干活，领了钱回到家啃骨头，就这么简单。

”雅君：“那你会考虑自己喜不喜欢吗？”国凡：“喜不喜欢是个很虚的东西。

媒体我够喜欢吗？那实习干完就不喜欢了。

你所有喜欢的行业，干到最后可能都不喜欢。

其实包括金融圈，大家都是狗。

只不过是在哪里当狗的问题，那就去找个有肉的骨头啃啊。

” 虽然“狗”的比喻听起来略显刺耳，但我注意到颇有好几位被访者使用了相同的比喻，将自己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看得透彻赤裸。

既然与雇主单纯是一种交易关系，当然要选择待遇最优的雇主。

身处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紧盯高薪热门职位的机会主义者们从不缺少运用工具理性形成最优策略的能力，在竞争中自然更容易胜出。

同样是为职业生涯早作准备，“机会主义者”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思路却与“自主驱动者”存在微妙差异：“自主驱动者”重视自己的价值信念——“我真正想做什么”，而机会主义者则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成功概率——“做什么可以让我最成功”。

“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遭遇过任何挫折，好像我想要的都拿到了，这个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认识得很清楚，或者说我没有去追求那种我肯定拿不到的东西。

……到大三之后我思考了一下，如果不出国的话，成绩有什么用。

我当时手上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可以直研了，不需要靠成绩直研。

其实只要想清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只要有用，你就把它弄出来。

……我大三上在团市委挂职，政府实习已经刷好了，现在媒体这块也做得不错。

我觉得我不需要在体制内寻找一个饭碗，我要去体制内当公务员没什么优势，可能还是做媒体吧。

……我从来不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建立意义感。

我可以把自媒体做得很好，但这有什么意义，做的东西全部是虚的，意义感是很虚的东西，自己过得爽才是最重要的。

”（皓然，南方大学文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为当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毕业后就职于国内某知名媒体） “一开始还对哲学蛮有兴趣的，但是越学越发觉这些问题全是别人已经搞过的，后来就你们争你们的学术问题，我去玩摄影了。

大概大四吧，开始把所谓的那些国家社会价值追求放在其次，我还是认同对社会有意义的努力的，但我只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

自由而无用固然是好的，但是首先得让我吃饱喝足生活幸福吧？对我来说，我能有时间玩摄影、赚钱、在海边买个房子，过上让外人从心底羡慕的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我基本上研究生（阶段）都是在实习，简历上现在有八份实习吧。

……‘做自己’是个很虚的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世民，南方大学文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任大学中层行政干部，毕业后就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路在何方：“迷失无从者”的困惑之境如果说“自主驱动者”既有自主设定的价值目标，也知道如何动用合理的手段去达成，那么“迷失无从者”则恰好相反：既没有内在一致的价值目标，所拥有又能被熟练使用的策略工具更是少而又少。

从家庭背景，到看待“好学生”的观念，再到组织学习生活的基本思路，再到最后的出路，“自主驱动者”和“迷失无从者”是天差地别的两类人。

不要说成为好朋友，他们可能甚至很难冷静地理解对方。

他们之间最显而易见的区别是：“自主驱动者”的努力是出于明确且带有反思性的目标，而“迷失无从者”的努力则并非出于目的-手段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种缺乏方向感的直觉与惯性，以至于在毕业关头前者的努力可以高效地转化为求职优势，而后者的简历则是一盘散沙。

“迷失无从者”多为生长在工农家庭、中西部地区的第一代大学生。

前两章已经述及，相对劣势的家庭背景使他们面临着一种文化障碍，以至于常常在安排自身大学生活上策略性不足，而是更多倚赖直觉和习惯。

虽然“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都面临这些障碍，但“价值归顺者”得益于大学主流价值观的教育而获得了清晰明确的方向，而“迷失无从者”之所以在毕业面前茫然不知如何选择，部分原因是他们未能为自己树立一套内在自洽的价值观念——他们是上一节中提到的意义感的“游离者”。

其实，无论在哪个主轴上徘徊，只要能找着自己在价值坐标上的位置，就有利于尽早确定生涯方向，提前为毕业铺平道路。

遗憾的是，出于家庭资源和信息来源的局限，他们的观念来源本身就比较狭窄，加上父辈们的偏见、道听途说的看法、自己的猜测……他们掌握的观念通常不成体系，如同箱子里横七竖八的零碎工具，互不配塔、甚至互有抵牾，而且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大学这个具体而又相对陌生的场域。

结果是，到了毕业前夕，他们往往仍然想不清自己到底要走哪条路。

毕业出路对他们而言谈不上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更多地是一种情急之下的权宜之策。

“他们就是走到哪算哪”，在南方大学做过本科生辅导员的敏浩对这种“迷失无从者”的典型症候非常熟悉：“他可能在直研前一周想好了我要直研，这种和没想好其实没什么区别。

然后绩点不够废了吧，搞不定了，家里来帮我吧！家里帮不上呢，那就临时开始找工作，要不延毕。

还有一批呢，好像有个打算，但他想得很空，比如想好了我要当公务员，但当公务员为的什么呢？我是求稳？求工资？求以后发展还是求留在上海？不知道。

”远在北方大学的牛铭正是符合敏浩描述的情况。

他从未料到自己有一天会为自己的出路犯愁，然而他却真的面临这样的现实。

直到大三下学期抉择出路的关头，牛铭仍然没决定要走哪条路：“当时很重要的时期了，只能考虑保研，工作的话我没有实际经历，简历什么的都没有，比较困难，虽然我是北方大学的，其实到这之后总感觉就业还是有挑战的，并不是说什么工作不愁了，可以实现个人理想了，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雅君：“你大一到大三中间还隔两年，你这两年在干吗？”牛铭：“一直在学校里学习上课。

”雅君：“但是你会看到，从大二大三开始你就会看到有的同学就已经出去实习了，对不对？”牛铭：“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事干，我还待在学校里面学习。

看看书，有时候也玩。

”雅君：“你会去做实习实践，或者做兼职吗？”牛铭：“没干过，我也想做，但总感觉个人能力不够，不好意思做。

我就是在学校里面，一直在学校里面，大学的门基本上一年都出去不到一两次。

”雅君：“那你怎么能知道以后做什么工作呢？”牛铭：“我到现在都没琢磨，我简历上现在都空白。

所以说我就糊里糊涂地直博了，就没做好准备就直博了。

”作为一个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双学位的学生，专业领域本来可以带给他一些生涯选择上的优势，然而牛铭却一年出不了几次大学校门，从来没有过实习经历。

作为一个来自中部农村、家境平平的学生，本来“家庭责任-地位获得”图式很可能是驱动他的一个动机，但受北方大学价值教育影响颇大的他，又不能接受一个逐利的自己：“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想去赚钱的人。

可能别人会去赚钱，我自己从来没把赚钱作为我的追求。

如果没有来北方大学，我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去赚钱吧，但我来北方大学是来学习真本事的，不是来赚钱的。

……我们学校的那些最优秀的人，受到奖励的，你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有的研究政治，有的研究扶贫，没有人去赚钱。

不过有这些思想的人一般都会主动、有些行动，但我感觉我没行动”。

就这样，现实功利的道路被自己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所弃置一旁，而心里其实有点认可的理想信念——担负起更多的国家社会责任——的道路似乎也走不通。

他也考虑过当公务员，但因为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并不熟悉，又缺乏相应的经历，专业铸就的价值倾向和自信心的缺乏让牛铭总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干公务员必须得有资源的，而且很多情况是，我感觉公务员很难真正地对一个地方有作为的。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公务员，我有可能不知道吧，我不是个崇尚体制的人，我是学经济学的怎么可能会崇尚体制呢”？牛铭似乎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自主作选择，而是陷入了这个专业所面对的某种矛盾的价值立场。

然而眼下，不要说实现理想或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去找份工作解决生计问题，他都有点发愁。

最后，他只能抓住院系提供的一条权宜之路，匆忙直博。

即便是直博，他也没想好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我总感觉我是被北方大学这个潮流驱使去读博的。

我们学校大部分人都是继续读书，读研比例高得很，都是偶尔才出去工作的。

其实我是不想这样做的，但是总感觉现在找工作的话，我跟你说了嘛，我主要是没实习，我都没出去看过，我怎么知道，万一入错了行怎么办”。

学术科研其实并非他的兴趣所在，于是他设想着博士毕业后再去工作，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博士一定更容易就业，“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学继续读书呢”？再问博士毕业后想找什么工作，牛铭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其实，许多被访者都表示自己曾在大学过程中经历过一段价值迷茫期。

但重要的是，多数家境好的学生会尽早度过这个阶段，以规避沉没成本带来的损失，然而，阶层背景较低的学生更容易陷入长久的迷失而不自知。

正如第三章所述，出身于农民/劳工阶层的被访者，在进入名校和大城市后，多数经历过一个艰难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无疑会消耗许多心力和自我效能。

更重要的是，大城市里扑面而来的消费文化、名校学生出国留学的风潮、加上大学所盛行的“家国理想-社会价值”话语，很容易使他们原本内化的“地位保障-家庭责任”图式也松动了，以致于失去了方向。

来自江西农村的寒梅也在毕业之际深陷这种茫然无从的状态：直研未果，只好匆忙四处借钱准备留学申请，然而收到的却是一封封拒绝信。

延毕一年之后，仍然没有拿到录取的她，只得被迫加入求职大军……当考虑每一个选项的时候，她心里都会响起一个反对的声音，以至于在意义图式的海洋中漂泊无定，“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其实我大二的时候就想出国了，但是家里周围那些人没人听说过出国，好像我就是有种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感觉。

然后我就是觉得可能确实是我自己想要的太多了。

然后就只能考虑要么考研要么工作。

然后考研的话，感觉也会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感觉我要读下去的话，就是一个很自私的选择。

那我就想要么工作好了，但是当时就听说什么经济形势不好、工作也不好找之类的……所以就还是想出国，但是准备的时间太短了。

我也没钱找中介，反正也没申上。

后来再申还是没拿到offer，我觉得自己好丢人，当时真的很难过……现在我打算去××公司工作了，慢慢也看开了，或许回归生活、经济独立后思想会更独立。

”（寒梅，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延迟毕业一年准备留学申请未果后求职）再者，作为第一代大学生，“迷失无从者”严重缺乏对大学和职场内部常识和规则的知识，而这些往往被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学生认为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