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啊，可能台湾社会相对公平一点，社会问题也稍微少一点，在那个社会你去追求小确幸，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在大陆，读了这么好的大学，你追求小确幸，发发朋友圈？如果满足你的生活只满足于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

上了南方大学，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够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资源，国家把资源都投在这个上，你享受着这个资源去过你的小确幸日子？我做不到。

” 雅君：“那你会不会顾虑学术界里面的潜规则呢？”梓桐：“没有办法，你还能怎么样，学庄子去钓鱼？不现实，要做事情，最主要是你要做事情。

前两天我们那个系主任还讲，求学问如果只是为了知识的话，没有意义。

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

我觉得人文学科都会有这种野心企图，没有这个你做什么学问？” 雅君：“你所说的这个‘道’是什么？”梓桐：“用张载那句话说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南方大学的求学经历，让梓桐心目中对“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这一问题终于有了一个经过自己详细省察的答案，并对自身的现实处境和生涯目标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

他将这一预料之外的转变归功于大学经历。

这个转变让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也让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加有秩序感和意义感：“你总得找个东西来做你的价值支撑，不然你的行动就会无意义，前一个行动和后一个行动连不成一条线，你说服不了自己，那样的人会过得很惶恐。

就像我有些同学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比较慌，到毕业季就看出来了，有的人真的慌。

一开始是准备保研，保到一半就要出国，出国到一半又要去工作……我看到过有这种。

他可能没有太注意反思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或者他想做什么，所以到了选择的关头就非常慌。

所以想想跟他们比至少挺幸运的。

”虽然家庭背景劣势明显，但大学教育过程带给他的转变，使得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自主的掌控，并从本科阶段就开始有所积累。

他甚至在本科阶段就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日后的知识精英之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他直研出现问题的关头，他的老师“马上找了另外两个教授给我写了三封推荐信一起交上去”，使他最终免于出路上的风险。

两年后，他顺利转入本系的博士修业阶段，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自己选择的方向发展。

行动策略的充实化除了意义感的重塑，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文化工具箱中行动策略的充实化。

如果说“直觉依赖者”升级自身文化工具箱的第一步是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我要的是什么”，那么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对“我该怎样做”增加更多的概念。

当梓桐决定将目标设为学术研究之后，安排自己时间和精力的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会刻意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这个课题它要求很低的，你只要做到基本的东西就可以。

但是我不会这样，我要把多余的时间空出来，在我要研究的方面下更多的工夫，而且读书也分方向，古代会多读一点。

不会像以前所有书都是一种读法。

”和梓桐一样，高程也是一个在大学过程中发生蜕变的第一代大学生。

当初在被北方大学录取时，他毫不犹豫地把经管学院的金融专业填写为第一志愿，原因是“金融专业最热门，当然先报这个了，而且当时查资料发现那些省状元都去这个地方。

其实当时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啥的，没有这个概念，反正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专业”。

不想后来被调剂到了社会学系，他也同样对这个专业无甚认识。

当时的他还没想过未来要做什么，只是在印象中觉得“最优秀的人都去那些跨国公司，年薪好几百万，公司名字一说出来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在北方大学度过七个春秋以后，他最终主动放弃了银行和地产公司年薪20万元的工作邀请和难得的北京户口，选择了月薪只有3000余元的某省直机关的选调生岗位。

今天，当他和我谈到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并无犹豫和后悔，而是认为自己走了一条“对的路”。

现在的他，已经从身边同学的启发下意识到，优秀并非单维度的，一个优秀的人需要像那些“目标掌控者”一样，首先为自己选择一条发展的轨道。

在积极投入大学课外活动与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高程受到学长学姐和自身学生工作经历的强烈影响，最终选择进入体制，投身于公共服务中去。

雅君：“你是怎么样发生这个转变的？”高程：“大一的时候，大家谁都没有这个明确的一个导向。

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一心学习，什么都不做嘛，后来想大学就是锻炼锻炼，我就从大一就进了院里的学生会，也在班里当班干部嘛。

后来慢慢和学长学姐接触多了，就怎么说呢，就是开始是觉得评判一个人就业优秀的标准其实更多的时候看这个人年薪多少钱呗是吧，后来我就发现在北方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反而不去赚钱的有好多。

大一大二的时候看到好多非常优秀的师兄师姐很突出的那种，反而去了这个地方基层政府。

很多身边一批批的学长学姐选择这条道路。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最优秀的人不一定要出去赚钱。

这种事情我认为你不管是干什么，在学校里都是一个就是渐渐慢慢互相影响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一开始大家就已经想好了。

而且到了大概大三的时候，就发现北方大学的同学，他自己的这个主见很强。

虽然有那种跟着大部队走的，但是不都是那种随波逐流的。

”雅君：“哦？主见很强怎么说？”高程：“就发现身边同学啊，就是从大三大四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分化了，当时我们班同学，并不都是盯着某几个同学看人家干吗就干吗。

都会自己想得比较清楚自己是要干什么。

因为不同追求的人在学校里干的事也不一样。

就比如说是想要去赚钱的人，发现他们从大三开始就基本不在学校里了，除了必须来的课，平时都在实习。

像这个搞学术的人呢，那些乱七八糟的学校活动也都不参与，然后就是做功课，就跟着导师去弄这个课题研究，或者申请学术研究的这种项目。

嗯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做事，在自己的方向上努力，其实很少看到那种什么都不干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触动了，其实优秀不是一个可比的东西，因为你比的是这个方面，而人家在努力的是另一个方面。

那时候（大三）就开始考虑我以后要干什么。

”雅君：“怎么考虑的呢？”高程：“那时候因为一直在学生会嘛，慢慢地做这些宣传工作，然后寒暑假什么的也经常去这种社会实践，然后感觉在地方政府工作也很有价值。

后来我就想我其实对于物质追求不是很高，我个人生活成本其实很低。

我觉得去国企或者去这个大外企，每天忙得不行，天天加班，无非就是挣钱，挣完钱去干吗呢？我就想我在60岁退休的时候还在某个外企赚钱，为老板卖命，人生就没什么意思。

要忙得有意义，而且从政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吧，待遇的话保证个人基本需求也是可以的。

然后看看那些很厉害的学长学姐，要是出去（工作）百分之百赚大钱的那种人，去了非常艰苦的地区奋斗，然后也是越来越觉得人生的这个社会价值重要了。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要从政嘛。

我大四的时候有个学长，软件学院的，他当时研究生毕业，网易游戏给他60万年薪，他最后去广西还是贵州当了选调生。

我觉得这种人特别厉害。

”雅君：“所以是你学生工作的这些经历让你逐渐树立了要从政的方向？”高程：“反正最后选择去这些基层政府或者老少边穷地区的，有相当大比例的人都是学校这些学生工作系统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学生会主席啊之类的，反正至少是干部。

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大学这些学生会团委这些组织，他本身就像政府一样，和政府的性质有些类似。

这个两个谁影响谁都不好说，事实是我认为就是你本身就特别讨厌这些政府机关工作模式的人，你肯定不会来做这个，你要是来做就说明你有机会接受它嘛。

你的履历和价值观两个互相影响，你也说不上是谁先谁后，反正就是互相影响。

然后我也一直在学生会做嘛，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体制内了。

”显然，高程也在大学里经过了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塑，从未经省察的随大流状态转变为了有志于公共服务的“目标掌控者”。

决定了进体制的方向以后，高程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特别的“资本”可以让他在政府机关谋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岗位，而那时候他已经大三了。

如果大四毕业就去工作，他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但至少他已经坚定了这一方向，并且在学生工作投入方面有一些“无心插柳”的积累。

对一个“目标掌控者”而言，一旦确定方向，准备策略的谋划则“亡羊补牢犹未晚”。

于是，他选择了推免直研以使自己有更多机会为职业道路作准备，大四的他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院学生会的学生事务中去，并在大四的时候被任命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同样是在学生组织里认真工作，其行动的出发点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读研之后，他有意地在本学院主动担任起更多学生工作职责，在研一研二期间“双肩挑”，担任了本科生的思想政治辅导员，“因为在北方大学，你在你们院担任辅导员，就说明你在这个社工方面表现或者说能力还是数一数二的”。

并且，他也意识到社会学专业理论性太强，并不符合未来自己重实践的职业预期，于是索性在申请推免直研时申请换了专业： 雅君：“你本科和研究生不是同一个专业？”高程：“对，我转到了一个主要研究科技政策的研究所去读研。

” 雅君：“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高程：“转到这个地方还是说是一些客观的因素，因为我当时和这个所的一个老师特别熟，他就是我现在的导师，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在社会学系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以后不搞学术的话有点太那什么了，有点太不接地气了，理论性太强。

”高程：“这个所是一个类似于像政策研究一样的一个地方。

当时我就想北方大学的工科学校，找一个交叉学科学学也挺好，对我以后有点用。

说实话，我虽然也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是要干嘛的，但我觉得可能至少比社会学更实用一些，而且他们会常常下去做调查，搞这个产学研相结合的东西嘛。

感觉对我来说更实用一点。

社会学研究做这种理论太费劲了，而且这个搞学术并不是我的职业选择，不是我想走的路。

所以就转了。

”从实现生涯目标的角度看，高程为未来考虑而作出的转专业决策无疑是正确的。

他脱离了过于理论性的学科训练，进入了与管理实践更加相关的研究领域，他在读研期间跟着老师做过一个航天科技集团和一个关于退伍军人转业安置政策的评估项目，还与其他同学一起帮老师翻译过一本外文著作。

现在，他已经通过了某省委组织部的考核，被正式录用了。

作为从北方大学遴选的选调生，持有硕士学位的他入职之后直接被给予副科级别，然后三年之后升为正科级。

对于一个立志从政，在国家公共部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学来说，他在成为政治精英的职业道路上颇有前景。

至此，从担任院学生会主席，到“双肩挑”，再到有意地转专业，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程从大三以来着意部署的行动策略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目标掌控模式”的风格。

只是因为经历了一个过渡性的转变过程，他比那些一进校门就直奔目标的“目标掌控者”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类似于高程的转变颇不少见，大约半数“直觉依赖者”在高年级或读研后（至少部分）完成了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前文提到的浙江籍第一代大学生初晓，在大三遭遇了绩点不能本系直研的冲击之后，在系友的提点下幡然意识到“尽早确定方向”有多么重要：“以前就觉得大学里啊愉快一点，我自己轻松一点，然后多增长点见识。

（笑）现在我觉得尽早地确定之后的方向最重要，这样可以早点朝那个方向作准备。

虽然知道这个是很难……你得去多接触人、多经历，然后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觉得不错。

然后有时候也可能碰不着，那就继续碰呗，再一个多思考也挺重要的吧，就是想想看到底要什么。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最初的方向比你一个劲地努力要更重要。

”那时候，与室友的一番不经意的谈话让初晓认识了生物医学工程这个研究领域，力学系出身的他立即对这个交叉领域有了兴趣，也由此确定了以后的职业方向——医疗器械与工程行业。

然而在那个时候，他还连任何与此领域相关的经历都没有。

于是他决定先读一个短期的硕士项目为自己争取准备的机会——虽然已经大四了，他还是立即主动去接触南方大学专攻这一方向的老师，参与他的研究课题。

毕业之后，他也没有亦步亦趋地找工作，而是决定先度过一年的间隔年，其间一边跟南方大学的老师继续做项目，积累用来申请硕士项目的研究经历，一边找找与医疗有关的实习，积累行业工作经历。

他第一次接受访谈的时候，正在准备递交留学申请。

几个月后，他的辛勤准备总算是有了收获——他已经收到了一家排名靠前的英国大学的录取通知。

出路的危机终于过去，虽然多花了一年时间，但初晓总算踏上了他要去往的理想方向。

两年后，初晓通过微信联络告诉我，他已经毕业回国，就职于上海的一家知名外资医疗器械公司，对现在的工作颇为满意。

来自福建农村的鹏程是另一个因在社会性投入过程中充实了行动策略而免于出路危机的典型例子。

他就读于南方大学经济类专业，低年级时也曾因搞不清场域规则而跌跌撞撞。

大一时，他对学习还算兢兢业业，成绩排名处于中等偏上，可大二时不知怎么的，他就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保研没有希望，于是就放弃了对成绩的管理，对学业越发随意，也越发投入到学校勤工助学的一个小部门的活动中去。

到了大二暑假，他也没有任何安排和规划，后来抱着不切实际的想象接受了一位学姐介绍给他的某500强公司的实习机会，然而入职一周后又因为“感觉太累太无聊”而主动请辞，放弃了这个积累实习经历的好机会。

大三开学后，还未有任何生涯目标的他主动约见辅导员，讨论未来的方向，辅导员建议他尽早开始主动找实习。

一番尝试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某世界500强公司的实习机会。

在大三一年，鹏程接连获得了平安保险、普华永道等业内知名公司的四份实习经历，也慢慢在此过程中积累了更多求职准备策略。

到了大四，他选定了几家目标求职企业，开始了有条不紊地准备，最终顺利收到他最心仪的某通信科技巨头公司财经部门的入职邀请，起薪超过15万。

他求职成功的背后，是对该公司具体招聘要求的长期了解和大量的针对性准备：“××财经跟经院联系得比较密切，我关注它好久。

然后从他们给我的反馈来说我也觉得不错。

为了××财经我确实是很努力了。

××财经在上海办了三次招聘活动，第一次做了个小型的参观，就是只要上海几个学校的人去参观，之后有个交流，我就去了；第二次是××财经请学校的经院学生吃饭，我也去了；然后后面他们办了一个正式的宣讲会我也去，也经常和去了那边工作的一个学长交流。

其实××财经跟其他公司有点不一样，至少从我目前面试过的许多公司来看都不太看重学生具体的专业。

但××财经第一面是群面，第二面就是专业面，他们很看重专业素质。

所以我其实从暑假的时候就为了××财经看财务报表会计那块，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看CPA的财务管理分析。

” 现在回想起来，鹏程觉得身为“学渣”的自己之所以求职战绩不错，主要归功于实习经历。

“其实我比身边很多人早出去忙了一学期。

大家基本上是大三下（学期）去找实习，但实际上从我个人来看，肯定大三上（学期）找更好，因为很多人出去（境外）交流，专业课会排得很少。

像实习这种东西，最后你不一定做出什么成就，但起码你实习过，就经历摆在那里，而且可以混脸熟。

像我就是因为我刷脸刷得比较多，确实整个面试过程挺顺利的，面（试）完我就知道我稳了。

”回到我们的游戏比喻。

如果说资本化过程奠定了各类玩家在游戏中的基本倾向，那么本章所讨论的投入过程则更直接地为他们积累了可用于关底对决（毕业出路）的装备与能力值。

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业投入，课外社交活动的参与、与老师的互动、同学社交圈子的营建，既是融入大学生活的过程，也是能力形成、奠定简历优势的过程，甚至还可能是重组文化工具箱、发生习性转换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说，在大学这一局的游戏规则里，学业投入是“初赛”，社会性投入则是“预决赛”。

课外的社会性投入尤其重要，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大学生活经历在帮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上功劳卓著。

在这一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

在有限的游戏时间内，带着什么样的实践模式来走完迷宫路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在游戏出口处是从容还是仓惶。

虽然上大学的实践模式首先是由社会出身奠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

我们在本章看到，在当前的扩招和自主择业制度背景下，“目标掌控者”组织学业与社会性投入的方式的确有助于高效且有针对性地为获得毕业出路做好准备。

恰如泽斌的忠告，在当下内卷加剧、“履历经济学”当道的今天，围绕一条确定的生涯发展道路开始准备得越早，则越有利。

较大规模的学生调查结果也侧面反映了这个事实：牛新春和郑雅君基于连续三年对部属X大学的本科生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早在大二暑期之后，学生进行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特征就发生了有规律的分化，生涯目标清晰的学生投入的范围明显缩小，方向性更加明确——打算升学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学术投入，而考虑就业的学生越来越集中于就业准备；而生涯目标清晰度偏低的学生则投入持续偏低且无方向性，并且迟至大三暑期才开始考虑就业准备。

后者比前者在着手出路准备的时间上整整晚了一年。

这种后知后觉意味着什么，禹海深有体会：“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晚个一两年这种感觉，但其实晚一两年就差别很大。

”我们也在本章看到，要在毕业出路中占据优势，大学的确对所有人都意义非凡。

只是对不同人的机制不同：对于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对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供他们自主探索自身兴趣和积累履历的平台，通过探索多个毕业出路所通向的事业，尽早使他们心中模糊的生涯目标具体化为某些职业领域，尽早明晰他们在这一领域将要面临的游戏规则，从而便于他们尽早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为自主择业积累优势；而对于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的意义则更加重大——通过提供社会性投入的机会，帮助他们（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低效模式转变成围绕生涯目标来主动获得出路的高效模式。

成功实现转变者可能像“目标掌控者”一样，尽早对未来职业目标形成预期，熟悉游戏规则、着意积累资本，最终走上与自己志趣投合的理想职业道路；而未实现转变者的出路则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取决于外部的制度机会和偶然因素，也更容易被推向没有选择的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