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不同背景的同学交际的过程中，经纬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优势之一是口才——能够辩护自己的观点，并且能让别人信服，“我当时就想我应该做什么去符合我的能力，然后就忽然意识到我应该去学金融，金融领域你首先要会算，其次要会说，而且钱也多，所以我觉得金融更适合我，而不是做数学。
”锁定了行业领域，下一步要考虑如何达成。
经纬明白，如果以后想在金融领域从业，本科学历是不够的，他需要拿到硕士学位。
在出国读研还是本校考研之间，他犹豫再三，最后根据咨询了解的情况，发现出国回来从业不会带来许多额外优势，遂决定考研。
他本来报考的是管理学院的金融硕士，但后来听说该项目要读4年，他认为时间成本太高，就凭借自己的高分调剂到了数学院的金融硕士项目。
考上硕士的经纬仍走在探索生涯目标的路上。
他趁毕业的空档迅速去了行业研究所实习，“行研实习非常有趣。
当时我在XX，号称行业里压力最大的研究所。
常常写报告，让你去研究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的行业。
可能突然给你一个报告，你就要去研究军工飞机，你要研究飞机有什么材料，会利好哪些公司，谁知道飞机有什么材料？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做那些研究，我可能是那一批实习生中做得最好的，我做完之后老板跟我说，如果你想留的话，就继续来实习，那时候其实我研一还没进去”。
他还在毕业的假期去了西藏“漂泊”，在旅途上与不同的人交流思想，这让他有功夫定下心来思索关于人生航向的问题：“去了西藏跟着他们去转山，跟着他们绕着布达拉宫转，然后在那个山上去绕着山转，我就跟着他们转，和藏漂一起生活。
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去认识一些当地有趣的人，其实我觉得人生的选择很多，没有必要顺从别人的定势”。
他从这些经历里获得的，不只是一个重振旗鼓的机会，也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反思。
他意识到人性里的一些矛盾，甚至意识到人的计划和处境的某种虚空性。
讲到这里，他张口背起了一段《天龙八部》里虚竹和尚念过的《入道四行经》：“‘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所以凡事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人其实有很多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会让你做很多错误的决定。
所以，修身比技术等重要，要去了解自己、剖析自己。
”在实习和旅行中经历了成长的经纬，研一上学期基本上修完了三分之二的研究生课程，研一下学期就去了他现在就任交易员的那家公司开始实习。
一年之后，他决定应聘这个公司的交易员职位，应聘的过程可谓惨烈：公司初筛留下60份网申简历，再细筛出20个候选人；然后，通过人力资源部的面试选出2个最终角逐者；接着，部门高管亲自与2人面谈，被选中的幸运儿获得为期6个月的实习机会；最终，实习期满后，公司根据实习表现最终决定是否录用。
事实上在申请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不曾松懈，他通过网页尽可能地了解这家公司，在几天内读完整本行业书籍，以及挖空心思琢磨面试表现。
最终，他胜出了。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胜出，很可能正是因为“更有趣一点，至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是他身上的“目标掌控者”特质。
经纬的反思可能没错。
Jenny Stuber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积极参与课外活动是一种回报丰厚的投入，既是个体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键渠道，也是显露阶级差异之所。
与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社会出身优势的大学生自带乐于进行社会性参与的文化倾向，也更能通过课外活动为自己积累有用的文化能力与社会资本。
就读于南方大学化学系的钦凯在大四时已经获得了年薪超过25万人民币的工作机会，但他还是决定继续在南方大学读研，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南方大学的环境不错，“可以再多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
和经纬一样，他也课外兴趣广泛，把“有趣”作为人生追求。
他喜欢独自旅行，也是健身俱乐部的教练级成员，还对养殖世界各地的热带鱼有浓厚的兴趣。
因为觉得面试很有趣，他甚至有意向不同类别的公司投了简历，专门去体验五花八门的求职面试，虽然有的公司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用他的话说，他要的是那种“既有钱，又有趣”的工作，收入高只是一个基本条件，终极标准是“有意思”:“月收入是两万还是四万对我来说差别不大。
如果在这个能赚钱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而不是你纠结每年搬砖300天，为了比如说收入高30%，我觉得这个就不值得。
如果你能找到一份，每天比如说工作10小时甚至6小时，你觉得还有意思的工作，那就更好了，更何况那样一份工作你也许也可以去欧洲玩一次，去美洲玩一次，是这样子”。
访谈时正值气氛紧张的求职季，已经手持几个顶尖咨询公司入职邀请的钦凯，看上去游刃有余。
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求职面试经历告诉我，那些能抵达顶级金融和咨询公司的终面环节的候选人往往有一些通性，除了“硬”的认知能力和业务素养以外，最重要的是钦凯称之为“演绎”的自我表现能力：钦凯：“这类公司，一半看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我们面咨询，你对case了不了解；你面投行，你对金融对市场直觉正不正确，基本概念有没有，或者也包括你的学历，可能他们只要求复旦或者交大，专业对不对口，这些都算上。
但是另一半就靠演绎，演绎怎么演绎？这个演绎也是一坨东西，包括长得怎么样？你情商高不高？你给人的印象怎么样，仪态怎么样，比如坐下的时候西装外套的扣子有没有解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转化率。
诸如此类。
”雅君：“情商是什么？”钦凯：“所谓情商高的人，就是让你感觉在人际交往中，他能让周围人都觉得很舒服。
其实招聘的时候，说到底也是这种我愿不愿意与你相处。
即使我是你的上司，我得考虑万一下一次我跟你同时上一个项目，如果我们一起去等一班飞机，结果我们晚点了，我们得在机场留一下午，我跟你有没有得聊。
就是这种能力。
”禹海：“我在大学的时候重点培养了一下与高中同学的感情（笑），虽然他们没几个人在北方大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和北方大学的同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接触。
”雅君：“为什么呢？你对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禹海：“说不到一起去吧。
拿我本科的那个寝室来说吧，我们一共4个人，有两个人我感觉明显和我不是一路人，一个是北京本地的，就是不好好学，一天到晚玩，成绩也不好，我和他交流基本浮于表面；另一个是黑龙江的，他和我成绩差不多，但是行为习惯和我不一样，他应该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和他应该有一些单独聊的机会，但是聊着聊着，就总是觉得大家对某些东西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并不会有那种好像很设身处地的那种认同感，然后也不会把话题深入下去。
最后是江苏的一个同学。
他现在也是我博士寝室的室友，我和他关系应该是最近的，算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
另外还有一两个人，我认为从事业上讲，我们是追求比较一致的，想法比较一致的。
但是我和他们一般不会交流除了事业之外的其他事。
”雅君：“那大学的老师们呢？你喜欢他们吗？”禹海：“嗯，大部分人是欣赏吧。
我觉得挺好的，但并不会觉得和他们很亲近，会有距离感。
虽然他们很亲切，但是我自己确实不管是答疑，还是找他们谈任何（个人话题），比如说谈谈大学里我的困扰，这种事情我都没找他们谈过。
雅君：“为什么呢？” 禹海：“首先我觉得我个人没有这种主动和老师接触的倾向。
我也挺喜欢一个人，自己想想就完了，不会特别在关系上和老师走得近。
要是遇到困难，反正先自己解决，就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可能才会考虑去问别人，但是像这种情况非常少，就一般来说都自己想想好就算了。
” 雅君：“那问别人不是更快就解决了吗？”禹海：“依靠会有不安全感吧。
我也会咨询一下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不会有太多情感上的投入，只是问一下他们比如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啊，那我去问一下大概就明白了。
但我很少会向外界的人和物倾注那种真正的感情，不太习惯投入在一堆人的这种环境里面，到现在为止没投入进去过。
”有研究表明，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禹海在访谈时直言他确实如此。
独立解决问题固然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有限的社会性投入和同质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扩展“文化工具箱”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为职业道路早做准备的可能。
根据同在北方大学的“目标掌控者”宇森的观察，“北方大学在明面上虽然倡导集体主义、奉献社会，但实际上会在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地方很鼓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哪怕你就是想赚钱也是可以的，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大学或许没有搬到台面讲，但是私下里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都会给你讲，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很重要，所有的一切焦虑、一切纠结都源于自己不清楚这一点”。
可见，禹海身边的人（甚至是多数人），其实并非他以为的那样都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准备。
假设禹海与辅导员、老师、学长学姐们沟通更加密切一些，或许他就会更早地意识到树立未来职业方向的重要性。
在后文的“转变者”部分，我们会看到那些后来在大学里转变成“目标掌控型”的“直觉依赖者”们，许多人转变的契机正是社会性投入。
需要说明，我作为现象的观察者，希望努力地避免在分析“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的特点与处境时带有个人的价值倾向。
我力求展现两类人投入学业和课外活动背后的心态以及这些行动带给他们的现实处境，无论是目标掌控者围绕目标而投入的理性模式还是直觉依赖者听话而谨慎地摸索，我并不想表达哪种模式更值得赞赏，也不认为任何批评在这里应有一席之地。
正如已经在文中体现的，两类人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道德观念，两者所秉持的价值判断各有其理，他们的行动在他们自身的认知体系内也是自洽、合理的。
只是，恰如布迪厄的理论洞见，大学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的确更倾向于掌控优势阶层的知识和文化倾向的学生。
从上文中我们看到，“目标掌控者”以生涯目标为核心来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策略确实更容易使他们在大学里积累职业优势。
“直觉依赖者”虽然可能同样努力，其学业和社会性投入却缺乏目标意识的统领，因而容易流于松散，不利于他们在有限的大学时光中积累优势。
更不用说，由于习性错配所制造的适应障碍，他们在学业和社会交往上融入大学环境的难度本就更大。
结果就是，“直觉依赖者”常常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地被推向毕业的出口。
抑或说，“直觉依赖者”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松散方式本无可厚非，甚至比“目标掌控模式”更接近于“博雅教育”的人文主义理想，但一旦被置于第二章所述及的宏观制度背景和竞争规则之下，其相对于“目标掌控模式”的低效性就显而易见了。
说到底，“直觉依赖模式”下组织学业和社会性投入的低效方式，是习性不能完全适应场域游戏规则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
大成的一席话正是对这种结构性限制的生动描述：“（高考）状元也会挂科。
比如说你是西部地区的，你的这个原先生活层次就是不够现代化，突然来到一个现代化的学校，必须要求你开始过现代化的生活、参加现代化的竞争，你的综合素质短板就会被放大，你又很高傲，就会很受打击。
比如说你一门课考得不好，很消沉，因为人都是正反馈，一旦有负反馈就所有负反馈都来：你的学习不好，你的声望就低；声望低，你交不到好朋友，你的谈吐也不会提升；谈吐不提升你更不会有女朋友，所以你各种事情都会不顺利；然后你觉得很不高兴，不高兴更没有兴趣去上课，不参加活动，更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话说回来，当然两种模式的学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如果遭遇这些的恰巧是个“直觉依赖者”，很可能负面影响也会比“目标掌控者”更大，因为“直觉依赖者”的自主性和目标感更低，更容易牢牢被外在的反馈所左右，故而更难以摆脱这种限制。
为了使文章更易读，下表列出了上文中描述的两类模式在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上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出路优势的影响。
表4 两类模式的学业投入与社会性投入特征转变者社会结构的力量诚然令人难以抗拒，但“直觉依赖者”们所遇到的结构性限制并非一成不变的。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带有时间性和生成性的过程，不仅仅生产文凭，更是以促进人的改变为己任。
Stevens提出，高等教育的另一重面向是一个如同“育婴室”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
学生身在其中，接受一番被精心创设的、集中的再社会化过程，其认知图式、文化修养、气质、品位，甚至价值观都可能发生微妙的转换。
这也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观点并行不悖——习性作为一种可转换的持久倾向系统，会不断地调和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维持与旧系统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的环境。
在将部分“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模式”转变的神奇过程中，高等教育集中地体现了它在促进社会流动上的重要性——原本对职业生涯没有自主意识的学生，通过大学经历逐渐形成了对自身职业道路的预期或规划，从而迅速扩充他们的“文化工具箱”，利用大学的时间和资源为自己的“关底对决”做好准备。
文化移入与意义感的重组来自云南省的农村学生梓桐也曾一度出于“直觉依赖模式”的惯性，最看重学业成绩。
他回想起刚进入南方大学的时候，“还是很在意这个绩点的，刚进来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成绩和高中的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很优秀的那些人，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学不过他们”，大一上学期小心翼翼，拿下了将近3.6的绩点。
然后渐渐地，通过他对系里同学的观察，他发现那些优秀的学生似乎都不是很看重成绩，于是也亦步亦趋地“开始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并且对盲目追求绩点的人有了一丝鄙薄。
大二时他一门课拿了“C-”，绩点应声跌落至3.2，成了班里排名后50%的人。
梓桐这样解释他对绩点看法上的转变：“中文系很崇尚那种书读得多、思维活跃的人。
当时我就观察那个班里怎么样，后来我发现我们班最有想法的那些人，就是中上等那些人，这种人绩点都不好，后来我就对绩点失去了执念，发现这个不是正比关系嘛！刻意去追求那个绩点没意义！后来就大一下了，大二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名教授来讲座，去蹭讲座，然后就越发感觉这个绩点不是太重要，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还是多读书，这个才是重要的。
要不然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
”听讲座的经历和与其他同学的接触使得梓桐开始意识到，似乎并不能将绩点等同于“优秀”。
然而那时候的他，更像是处在一个过渡性的十字路口——发现了自己固有的“工具箱”可能存在问题，却也不能完全了解另一套“文化工具箱”的运转原理，于是当他一下子意识到绩点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就模仿性地放弃了对成绩的掌控，实际上他那时尚未意识到成绩对他而言或许还有“用”。
处于这种“半觉醒”状态之下的他选择了一条学业投入的“中间道路”，既拒绝刷绩点，又不再对所有课全心投入：“一方面专业课绩点我很在乎，还有什么史记精读，这种课我是很在乎的，选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认真上，不能刷（绩点）。
另一方面其他的课就那样，混一混。
一些课拿了好成绩也没意义”。
直到梓桐后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期之后，开始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有了细致的反思，树立了明确的目标意识——决定读博并从事学术职业，并且重组了可供他组织行动与生成意义感的“文化工具箱”，他才算基本完成了从“直觉依赖模式”到“目标掌控模式”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从持续不断的社会性投入开始的。
梓桐在大二、大三期间陆续参加了勤工助学中心、支教等活动，还曾自己组队去甘肃定西支教，并在平时不断地听各类讲座。
在一些名师讲座的熏陶下，他对古代文学有了一些研究兴趣，身边志同道合的小圈子也为他的学术兴趣提供了支持，“我们有个微信群，都是5号楼的，都是文史的，平时也不怎么见，互相见面不认识，建了一个群慢慢地就发展成为一个小圈子，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周聚个一两次，就是讲大家研究的是什么，大家最近有什么新发现，什么都扯。
在大学同学之间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特别容易，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东西和从老师身上获得的东西都是很有分量的”。
梓桐在讲述同学和老师的时候充满了感激和钦佩之情，看得出他十分珍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
大三上半年，他又去台湾某大学交流了一学期，全新的经历给了他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
“在那边又是全新的，因为话语环境不一样，是另外一套东西，等你回来以后就会想，我做的这些事有意思吗？当时我很纠结，大三下学期非常迷茫，两个月的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吗。
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要怎样？搞学术又有什么意义呢？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以前也爱读书的人也有准备去工作的，大二、大三就开始到处实习，然后就拿到了offer比较好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强烈的反差，就会经常在想搞这些有什么意义，要不要还是找工作赚钱去算了！”从跃跃欲试找工作到决定投身学术，对于梓桐而言，要归功于他跟着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做研究项目的经历。
“大二上课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我那个指导老师，一个搞古代方向的老师，对我非常提点，指导也非常深，所以经常跟他聊天什么的，我就跟他申请了一个XX项目（本科生学术资助项目），跟着他做。
我申请的XX项目是一个古典文献学的东西，做起来很枯燥，但这个老师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本科生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先把该做的东西做掉，该读的东西读懂。
不要去搞那些花拳绣腿。
”与导师密切的交往使得梓桐逐渐移入了老师所秉持的价值图式，即作为学者，“首先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在自己深耕的领域有所建树”，就他所钟爱的古代文学而言，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继承。
说到这里，他回忆起了导师对他说过的一席话：“我没有为这个社会创造GDP，是社会的废人。
虽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废人，但我至少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这个东西要有人来读。
现在的人天天想着搞大新闻，整天想着提出个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你不要这样。
你先把前人的东西读读懂，传下去，不要让它断掉。
”梓桐坐在我的对面，淡然地笑笑。
他发现自己还是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希望自己日后投身学术职业，“如果我真的在这条路上走得好，我就只求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面有点影响。
你研究那个人，至少你要提出一个有启发的洞见或者一种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
身处经济理性发达的上海，他当然发现大批同学在择业的时候“还是最看重钱”，但他在大学阶段逐渐形成的职业理想显然与随大流的选择形成了某种对抗，他管这个过程叫“整个人的画风变了”。
当他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追求，并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审慎的抉择，他提到了南方大学对他的影响：雅君：“你是怎么就慢慢‘画风’变了？”梓桐：“其实我觉得当时大一大二的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X演说家’（南方大学前任校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开学演讲，他讲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要对自己的使命有更高的要求之类的。
他在开学典礼上一直这么讲，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但是记住了这些话。
我同意南方大学就应该是精英教育，因为你吸纳进来的这些人全都是国家的未来精英，如果你把这些人全部教成一个出去赚钱的工具，那这个国家难道还指望那些二本、三本的出来做那些赚不了钱但很重要的事吗？”雅君：“这种转变是在南方大学完成的？” 王梓桐：“嗯，这肯定是南方大学带来的。
我刚进大学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的认知能力呈指数型增长，每天想的问题都不一样。
当时很傻，看到一个大四的学霸，恨不得跪在地上朝拜。
后来慢慢开始考虑一些真正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你慢慢搞清楚你想要什么，你会怎么样，大概知道一点。
我觉得所有人的认知都是这样过来的吧？之前本来就没怎么想过，就是想也就是以后要跳出农门，过上更好的日子。
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因为我之前的生活经历还是很局限，不像江浙沪的孩子，他们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出国，到处去长见识了，这个也是个人局限吧。
所以到了大学会有很大的转变。
”。
雅君：“你觉得大学对你的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产生的呢？”梓桐：“南方大学的资源比较好，通过和这些人的接触，你能切身感受到一种感召。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因为你光鼓吹没有用的，你必须实实在在地摆出来给我看。
我们南方大学能把宇文所安请过来，能把田晓菲请过来，还有裴宜理……看到这些人，他们是怎么通过学术研究，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段，在他们这个领域里面影响世界、影响其他的人。
就觉得这种才是一个南方大学的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 雅君：“那你怎么看现在很多人追求的‘小确幸’？”梓桐：“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发现他们觉得这个（小确幸）很好，比如说在寝室楼下摆个花，就能感动一年，然后他们喜欢大半夜骑车到阳明山去吹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