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民，南方大学管理学类，安徽农村学生，父亲为供电工人，母亲在家）“学长学姐开学的时候迎新一下，说我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问一下他们，但是也提不出啥问题。
选课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就是看着那一本《培养方案》，很迷茫。
不是说看不懂，就是很迷茫那种感觉。
”（余涛，南方大学医学类，云南农村学生，父母务农）“当时很多东西需要在网上操作地选课，还有什么比如交费啊什么的全都是要在网上进行，它其实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而且就是你知道在这里，很少有人，不，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苦笑）就很搞笑！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自卑。
然后没有一个可以给我真正一些建议的人，整个上海我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熟悉的学长学姐。
我们高中老师一直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到了大学你就清闲了’。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预期来的。
然后，我来到这里，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应该要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我不知道。
”（琳琴，南方大学社科类，甘肃农村学生，父母务工务农）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场域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地彰显。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低阶层大学生的习性好不容易适应了基础教育阶段严苛的应试环境，却又在大学阶段遭遇了一个脱离了考试主义的规则更复杂、更隐蔽的场域，入学以后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期，他们在情感层面和行动层面承受双重的茫然无着感，加之基础教育经历又多强调苦学而不强调生涯目标的选择，他们在大学里起航的状态和家境优越的学生迥然不同。
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方位，前路一片模糊，只好如履薄冰地凭着感觉行事，对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忐忑不安。
本章试图剖析家庭教育经济背景转化为学生在大学里的初始优/劣势的过程。
大一新生在进入精英大学之始，就带着社会出身和基础教育经历的烙印。
通过区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两种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本章将这种烙印的差异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
顺着这一理论思路，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两类学生从跨入高等教育的第一步——选择专业志愿开始，其行动逻辑已经出现了鲜明的区别。
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Armstrong) 和 汉 密 尔 顿 (Laura T.Hamilton) 提出，中下阶层的学生上大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以实现向上流动。
但本研究却表明，即便中下阶层的学生的确抱着向上流动的期待来到大学，他们事实上对“向上流动如何发生”知之甚少。
特别是在树立具体目标（如毕业出路）而非抽象目标（如改变命运）方面，低阶层学生缺乏必要的态度倾向和知识，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们高效地组织大学生活的难度。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向它迈进”，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先给自己铺一条最宽的路”，这种意识，在经纬这样的目标掌控者看来再简单不过，却并非对所有新生都是常识。
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只强调能力和表现差距的研究在解释大学生毕业出路分化上存在的局限性。
布迪厄常常用一个游戏的比喻来阐明习性、资本和场域三个概念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关系 p.98-100p.66-69 。
倘若把学校教育比作一场具有竞争性的游戏，场域是参与者的行动所指向的社会世界，也确定着这场游戏的规则；资本就是确定行动者在游戏中成败机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习性则是指在场域中处于特定位置的行动者对游戏抱有的一套倾向系统，或说他“对游戏的感觉”。
在本研究中，置身名校的各阶层大学生们就好比是在参与一场迷宫探险的游戏。
场域就是如同迷宫一样有着复杂游戏规则的精英大学，学业、学术科研、学生工作、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出国交流、入党、科创比赛……迷宫里的各关比拼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的升级打怪游戏，关底对决则通往另几个不同的游戏场——求职或是升学。
资本就是大学生用以获取通关优势的各种资源。
习性依社会出身分化为两类玩家对游戏的不同感觉：同样是面对地形复杂的迷宫探险，“目标掌控者”是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的——他们洞察了这套游戏的规则，对各关取胜之道深谙于心，于是他们不会单单关注某一关的胜负，而是直奔自己设定的关底对决，不惜动用技巧、装备、利用游戏规则来尽可能减省在中途所要花费的精力，甚至常常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套游戏规则本身；而“直觉依赖者”们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全貌——他们常常忘我地专注于每一关的竞争，没有意识到事先设定关底对决才是整个游戏的取胜之道，按部就班地走着。
他们勤勤恳恳地遵循游戏规则，面对每一关的挑战都心怀忐忑或力不从心，更不知道下一关又将面临什么任务。
很明显，目标掌控者更容易早日通达关底，获得他们想要的职业；而直觉依赖者对关底对决毫无预设，哪怕前几关表现还不错，也更可能在关底手忙脚乱。
当然，社会出身仅仅奠定了新生在大学中起航的初始状态。
虽然习性的结构性力量强大，但尚不足以决定个人最终的职业去向。
高等教育过程本身也是学生获得个人成长的过程。
一部分学生也能在此过程中实现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
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大学经历是如何将两类玩家送上“关底对决”。
雅君：“那转化率又是什么？”钦凯：“就是你不可能有所有东西的知识储备，很多时候就是他发一个资料你看一下，然后你经过快速学习，给他的回应让他觉得你是专业的，这就是那种及时转化率。
”钦凯告诉我，他的化学专业背景对于申请咨询和金融类的职位并无优势，他之所以能拿到比较好的入职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个人比较擅长“演绎”。
他有着健身、养鱼等诸多兴趣爱好，平日结交的多是较他年长不少的商界精英，交际圈的拓展使得他视野开阔，在面试中的表现更加从容：“很多时候其实你硬实力过的时候，他们给你一个高端的地方面试，高端的人出现，你很惶恐。
但对我来说，比你更高级的人我也见过，那我就不惶恐。
并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透出来的”。
而托福接近满分的外语水准，和他一贯自信的“有趣”特质，让他在表达上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并且在他看来这种能力是在他日积月累的社会交往中逐步锻造的：“当你说话比较有意思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你聊天；当你转化率特别高的时候，很容易话语权又到你这儿来。
别人的注意力慢慢往你身上走，多和人聊天是有增益效果的”。
他最后放弃了年薪超过30万的某顶级咨询公司的入职机会，选择了一家更为小众的外资酿酒企业，“因为不想那么忙，连健身的时间都没有”。
有太多和经纬、钦凯的经历一样精彩的故事，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来。
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看到，大学里的学业和社会性投入是如何有力地促进了“目标掌控者”对职业出路的探索，增进他们在前景上的优势，抑或是帮助他们将劣势转换成优势。
不理解“目标掌控者”的人对他们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他们太过强调达成行动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某个角度看似乎很急功近利。
其实并不尽如此，如果我们把“功利”定义为“花费尽可能少的代价达成短期目的”的话，“目标掌控者”优等生的确重视目标的达成，却不一定在所有任务上都企图花费最少的代价，而且他们的目标也可能是长期的。
泽斌在回应这种“功利”评价的时候主动辨析了二者的区别：“比如说我找工作，那么我要实习，那么每一份实习，如果我只是为了凑（简历上的）经历，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想法。
但是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目的是工作，那你就不应该把实习当作一种你刷简历的方式。
所以我所指的这个目的其实不是那种功利，是你要对自己负责，你在决定了做某事的话就是你不能就什么都不想，你要为它做好准备！所以如果你要去工作的话，当然要有本科文凭，但其实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投入很多就没有必要。
”我们从泽斌的话里可以对“目标掌控者”的道德感有所认识。
他们中的不少人向我表达过：“有目标地组织你的大学生活”是对自己、对家人负责任的表现。
在目标所指向的领域，他们同样鄙视短期功利化的行为，也强调要在自己选定的目标方向认真努力；反之，对于那些并非他们目的、又必须去做的任务，他们则接受一定程度地使用策略去省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自己的目标方向进行投入。
“有的人你看他成绩平平，那是因为他的重点就不在学习上”，“目标掌控者”大概都会同意晓刚的这句话。
即使中途经历挫折与诱惑，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向自己真正的目标迈进，勇敢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目标掌控者”认同的道德价值观，也常常是他们与“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的“直觉依赖者”划立象征边界的标记。
“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哪怕读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我也在不断朝那个方向调整。
但可能很多人，他既然已经学了这个，不知不觉自己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这时候突然扭转自己，他肯定会感觉痛苦。
但是你要坚持那个目标，就是要承受这些痛苦。
”泽斌神色坦荡地说道。
这番话的精髓与经纬的意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毕业选择的关头，泽斌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推研资格，接受了他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请。
依赖直觉“直觉依赖者”的投入过程则是在几乎不考虑生涯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们通常没有太多对预期收益的谋划，习性引导下的直觉和外部随时出现的机遇主导了努力的方向和程度。
他们倾向于孤立地看待学业，又对校园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保持着天然的排斥。
更重要的是，在付出努力之时，他们自己往往不清楚这些投入将会将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境遇。
学业投入：“绩点无用论”背后的优等生惯性对于从小到大经过多轮严苛考试筛选的“直觉依赖者”而言，被南方大学和北方大学这样的大学录取，已经意味着在学业竞争中取得了某种了不起的成就。
他们的名字总是被挂在高中的光荣榜上，供后来的学子和家长们瞻仰艳羡。
然而，许多人都未意识到，一场更激烈的比拼即将在大学校园拉开帷幕，只是这一次拼的不再只是学习。
在游戏规则如迷宫一般复杂的大学里，赛道更多元了，地形更复杂了，对玩家的要求也增加了更多微妙的东西。
正如上文中“目标掌控者”们所熟知的，学业在大学里是一个最基本的竞争领域，与表彰奖励和升学机会直接相连。
讽刺的是，尽管学习曾经是他们骄傲的全部来源，尽管许多人总是习惯性地将学习放在第一位，不少“直觉依赖者”们还是会首先在学业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些曾经在高考独木桥上十拿九稳的优等生们最容易走入的误区，不是学习方法和能力，而是对成绩的态度。
当他们从清苦的高中时期转折到看似自由的大学阶段，他们中许多人的反应都是：在大学里可以轻松地看待成绩了。
牛铭大一时觉得：“我都已经看重成绩这么多年了，都上了X大了，还那么看重成绩干吗呢？应该随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结果，大一结束时在70多人的班里，他只占中等排名。
然后他很快面临了上大学以来的第一次挑战——社科实验班的专业分流，即根据学生填报的志愿和成绩情况将学生分入具体专业，他想去“感觉会好找工作一点”的经济学，而选这个专业的同学往往要面临激烈的成绩竞争，这让他一度有点焦虑他能否如愿分到经济学。
后来总算是有惊无险，但他终于明白：“还是太年轻了，大一进来之后从来不看GPA，我那时候视GPA为粪土。
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大学如果你想混得好的话，或者有机会（想拿到）的话，比如说交换、奖学金，还是成绩好最重要。
”牛铭的观点可能是许多和他一样的“直觉依赖者”都会同意的——来上大学就是来探索自我、学习本领的，不应该太看重像绩点这种诟病重重的结果性评价。
来自浙江省工人家庭的初晓在南方大学读力学类专业，他在低年级时也觉得，多年的勤学苦练好不容易换来一朝自由自在的大学时光，可以用来增长见识、开拓兴趣了，不用再重视成绩了。
道听途说的亲戚建议更让他确认了这种想法。
结果是，他的成绩从大一第一学期开始就处于班级中后位，以后再想往上拉，已经为时晚矣： 初晓：“那时候就觉得都进了大学了，不用再看重成绩这个东西了。
我那时候一下选了好多门课，第一学期就选了至少28分吧，觉得哇好多课，多新鲜啊！什么光政治课就选了两门！（苦笑）然后平时上课听也不听，然后最后考试也就突击一下，准备点资料考试，成绩也就一般吧。
大一上绩点也就2.9几。
后来慢慢拉上来一点，但也幅度很小。
”雅君：“你那时候看到这个成绩是什么反应？”初晓：“我那时候因为其实也不是特别看重绩点，所以太差了我也没怎么管它。
那个大一的时候不是感觉有点低了嘛，就拉一拉，拉上3.0好看一点嘛。
然后我就拉到3.0，然后大二上了3.0的话……就觉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去管了（笑）。
但是后来到了大三保研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唉呀！这个绩点要保研的话太重要了！怎么这样啊，不太好，还得继续往上拉。
”雅君：“那为什么大一的时候没有早意识到这个呢？”初晓：“我当时这样想的，这个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当时觉得我读书读了十几年了，一直的目标就是我的成绩要比别人好。
现在进了大学了，是吧，我就觉得应该是不要把重心再放在成绩上了，或者说把重心转移一下，就是去想想、找找别的东西有没有比较好的，或者找找自己的目标或者什么的。
而且我当时我家里的一个亲戚，年龄大三十来岁，是交大出来的。
跟我说什么大学里成绩不是那么重要，什么大学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啊恋爱谈谈吧，是吧，什么社团参加玩玩啊，培养培养兴趣啊，挺好的是吧。
以后工作了需要什么你再在上面强化。
然后他的话可能有一点影响。
我也觉得一直关注成绩都关注了13年了，进了大学还是看那个成绩，是吧，没有意义，我就没有太关注了。
”雅君：“你选课的时候一般考虑什么呢？”初晓：“就是看看哪个老师比较好，上课比较有意思。
听了觉得有收获，或者听得比较轻松。
怎么说呢？主要就是这个课有意思吧。
当然再能学到东西那最好了。
但是就是不要抱着书好像我死命读，然后刷绩点，弄得自己很痛苦这样子，没有必要。
”雅君：“那你当时觉得在大学里追求什么东西比较必要呢？”初晓：“以前其实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就觉得大学里么，愉快一点，多交交朋友啦，轻松一点，然后看看各种……怎么说呢，多增长见识吧。
”大一时对成绩的漫不经心，使得初晓到了大三才蓦然发现自己如果要推研恐怕绩点不够。
到了大三下学期，他发现他的成绩的确不够推免研究生的资格，一扇门就这样关上了。
现在他回过头来颇有悔意，“绩点稍高一点还是有好处，至少有很多事情会比较游刃有余一点”。
除了“绩点无用论”的误区，还有一部分“直觉依赖者”会因为不假思索地承袭高中的学习方法，或者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而在学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阳龙是来自江浙农村的体育生，高中生活过得还算轻松，在参赛和训练之余他总能快速消化一些文化课知识，因而成绩在体育生中算佼佼者。
然而来到南方大学以后，他把在高中时的学习方法移植到大学，没有在学习上特别花费精力。
也并未着意管理绩点，结果他第一学年的绩点只有3.0，在文科类学生里属于下游位置，这使得他在大一结束时面临专业分流时非常被动，“当时没想过要把它拼死拼活搞好，就是顺其自然……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这绩点的重要，我知道它重要，但是并没有特别重视，也没想到后果会很严重。
然后就一直就是延续了高中的这种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谁知就一下子绩点成这样了”。
对成绩漫不经心的反面则是对成绩特别紧张。
在许多“直觉依赖者”的概念里，成绩不啻是评价一个学生的最重要标尺，成绩甚至被习惯性地作为定义一个人素质和价值的主要标准。
来自湖北农村的禹海在进入大学后，一方面觉得成绩应该没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又会常常担心自己在北方大学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以致于经常因此而做噩梦：“自信心不够呗，会有一种紧张感。
我当时有一个典型的事情，在大学前两年或前三年，不止一次做过一些不太好的梦，然后当时大概的情景就是自己因为考试不及格之类的事情被大学劝退，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梦里面。
”其实他在班里的成绩表现还算不错，但这种担心持续了好几年。
多年后的今天，他对成绩的态度正好有了一个反转：在大学里成绩好还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构筑你自信心的基础”，而当初其实不必为自己的实力如此焦虑。
特别当自己成绩和其他同学拉开差距时，“直觉依赖者”往往会陷入对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怀疑和胆怯，专注于自己学业上的欠缺，以致于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学业以外的其他方面发展的可能性。
被南方大学自然科学实验班录取的四川农村学生高翔，在大学的头两年都在紧张一件事——不挂科，他想不通为什么江浙地区来的室友就看起来学得很轻松，而自己却每每在及格线上苦苦挣扎，甚至因此消磨光了参与竞争的勇气：“那种影响确实比较大，以前的话都想去争个输赢，然后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反而变得比较不太想去争什么东西了，也很少去参加什么活动认识什么人，我想的就是怎么能不挂科”。
因为对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缺乏了解，“直觉依赖者”常常会在进入大学后误以为学业成绩在大学里不再重要，而秉持一种自由探索的学习态度。
但同时出于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一贯养成的习性，虽然在认知上觉得不应该再只看重成绩，却又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大学里真正重要的，因而不由自主地还是将自信心和大学生活的重心建立在学业的基石上。
秉承着“进了大学就要根据兴趣自由探索、学真本事而不仅是混个考核”的心态，他们顺服地坚守着这套“好学生”的学习伦理。
其实，不少“直觉依赖者”在进入大学后，很快就注意到了“另一类人”对待学业的不同态度和投入策略。
《选课学概论》这样的知识，在大学里是学生们在选课季茶余饭后的常见话题。
然而有趣的是，即使是了解了“目标掌控者”们提高成绩的常用策略，大多数“直觉依赖者”们对这些策略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
他们当然明白这是一条通往好成绩的捷径，但许多人的道德感却不允许他们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或者说某种象征层面的“道德边界”将两类人的学习观念区隔开了：禹海：“我从来没有操纵过我的成绩。
比如说很多人，他们会为了高成绩，然后就跟老师套近乎，或者选课总挑简单的选，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去做。
” 雅君：“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其实拿到好成绩是有捷径的？”禹海：“这些事情我知道以后我还是不认可，他们这个不是正经道路，我也不会去做，我比较倾向于通过硬实力来参与竞争。
” 雅君：“嗯，所以你即使是知道你也不会去做？”禹海：“首先我确实也不知道这些技巧，然后知道之后我也不会后悔当时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你凭硬实力，或者说凭你最大的努力的程度去做就行了。
”雅君：“那你觉得你在大学里的学业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吗？” 禹海：“（讪笑）显然没有，肯定是没有的。
” 雅君：“嗯？那你在干吗？”禹海：“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左顾右盼，大概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也没有在一门心思地学。
”牛铭也是一样，他也发现要提高成绩其实是有技巧的。
但在他的观念里，这种行为是“投机取巧”，是他所鄙视的。
直到今天，即便是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因为绩点失去了一些机会，他仍然坚持：“如果你现在让我给学弟学妹介绍经验，我也会说要好好学习因为绩点很重要，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发现自己的兴趣，绩点能带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很短的一些利益，但比较长远的话你还是不能看这边。
我感觉他们选的那个（课）根本学不到东西。
”高翔同样面临这个矛盾，大一时他从室友那儿了解了选课的秘诀以后，也很不以为然：“至少瞎选的时候选择很多自己想去上的课。
我就觉得那个模块课，有些课就是他们都不敢选，我就敢选，没事反正我的成绩已经这样了”。
不过，当他后来听说大二的专业分流是根据成绩排名，他还是亦步亦趋地学会了使用选课策略，尽量规避掉那些可能拉低绩点的选修课。
但现在到了大四，当他回望大学时光，又为那几门为“刷分”而选的课感到遗憾和懊悔。
在清晰的道德边界和模糊的目标意识之间，“直觉依赖者”在学业上置身在了一个矛盾的处境中：他们坚守着自己对待学习的纯粹目的，认同踏实勤勉的学习方法，却又常常因为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策略而不容易表现出色，却又打心眼里不认同“刷绩点”的取巧策略。
显然，仅靠学习很难直接带给“直觉依赖者”们紧缺的职业目标意识，于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会在禹海描述的这种“东张西望”的状态下度过他们在大学中的大多数时光。
当他们到了三年级，惊觉自己面临着毕业出路问题时，除了那些乐意走上学术道路的学生，大多数“直觉依赖者”往往发现自己不想在意又禁不住去在意的学业无法带给自己一个关于职业前景的答案，或者说无法带给自己一个让自己真正有兴趣去从事的方向。
勤勉学习唯一能直接带给他们的，是一条还不算太坏的“缓兵之计”——推免直研——正是被目标明确的泽斌们不以为意的“平庸之路”。
社会性投入：被习惯性忽略的宝藏如果说目标掌控者会不假思索地多在社会性方面投入，那么“直觉依赖者”则往往不假思索地尽量少在社会性方面投入。
正如上文所述，大学里的竞争绝不仅在于学业，社会性投入在帮助学生找到职业方向方面所能带来的帮助远胜于学习。
然而，正如已有研究已经指出的，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会对校园中的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保持着一定的拒斥感，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活动视作是对他们的主业——学习——的一种干扰。
换句话说，他们的阶层习性没有为他们养成对社会性投入的向往和积极性，也没有令他们足够地意识到社会性投入在生涯发展上的价值，再加上习惯性地对学业的重视，使得弱势背景的大学生往往对大学里的人际交往和课外活动投入程度较低。
当然，在讨论“直觉依赖者”对社会性投入的惰性之前，必须要承认，弱势学生在名校中要参与社会性投入，本就面临着更多挑战。
根据家境劣势的受访者叙述，他们入校后或多或少地都会首先经历一个“社交融入困难阶段”。
且不论经济上的窘迫对社交活动的直接限制，他们还面临着社交融入上的文化障碍。
他们在上大学以前的十几年中所装备的“文化工具箱”不足以让他们快速与名校的老师同学所默认的文化技能和风格品位无缝衔接，这种对默认文化的不掌握往往令他们感到捉襟见肘。
对于好不容易从甘肃考到北京来的大成而言，适应北方大学的社交环境并非易事。
首先是见识的问题，“当然是眼界变得很开拓，很多东西我都没见过，比如说网购什么的这些细节的东西，虽然很小、很容易，但对我来说需要时间去学习”;再者是语言能力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我们经管学院从大二起绝大部分课程都是英文授课，我的英语根本不行，当时是真听不懂，只能翻着课本硬听”。
如果说这些障碍都是短期靠努力还尚且可以克服的话，弱势学生和优势学生在头脑里的某种“思想资源”上的差距曾经令他苦恼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成：“我印象很深，大家都讲普通话，但是很多同学语气语调就是很不一样，很特别。
”雅君：“你是说有口音？”大成：“不是，我觉得语音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就是某种流行文化，接触得更多我觉得，也不是……我说的是……”雅君：“那是什么？”大成：“最典型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比如说一群学生坐一起开始开玩笑，这个时候就特别明显——你并不能讲出一个很好的玩笑。
这当然是一个困难的磨合阶段，因为我不怎么玩游戏而且不怎么上网，不懂他们的语言。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的时候，大成认识到，他所经历的尴尬和局促，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好或是其他同学有意疏离，而是由于“文化语码”的不适配：“你的语言资源跟你的思想资源，其实跟大家差别很大。
并不是说你不够幽默，而是一时间你没有办法把它转化成他们熟悉的那套话语讲出来，让他感受到你善意或者那个‘笑点’。
这就好比是你这个‘处理器’难以识别他们的‘语码’，需要一下‘重新下载安装’的过程”。
他在谈话中一再用到“语言包”的比喻。
在他看来，适应大学社交环境相当于主机重新下载一个语言包，这个新的语言包里需要包含北方大学的本地常识、校园热门话题、网络流行话题、本校学生的习惯用语等等，“新的语言包下载好就不会‘乱码’了”。
可惜并不是许多人都会成功度过这段“乱码”的社交适应期，文化障碍带来的脱嵌感仍然或多或少地限制着“直觉依赖者”近距离接触与他们不一样的人。
同样来自农村的牛铭，就因社会融入不足导致交往圈子十分狭窄，从而始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处于困顿的摸索当中。
牛铭并非没有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他大一时也曾加入过不少学生社团，“既在校学生会干过，又在院里干过，我应该是那种都尝试过的学生吧？但我没有投入很多时间……我在这方面不太出色，都一个学期、半个学期，然后就默默没有了，就消失了，然后就没干了”。
牛铭在尝试进入了多个学生组织后最终发现，自己试图融入一些学生组织的努力一次次失败，“算是没有真正地融入进去，我感觉没融进去，然后就出来了，比较失败”。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自己并不满意，有一点怪自己的情绪，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我感觉我当时（大一）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就以一个全新的新起点、新开始，一张白纸进来了，也许是有适应过程，但是有可能没预料到（这种局面）吧，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绩点没搞好，然后为职业做准备的东西没搞好。
从来都是在搞‘自由教育’‘通识教育’。
”说到自己总在“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时候，他无奈地笑了。
他虽然也在班里担任班委，班级有什么事也会去参与；在学院的科协也当过副主席，帮忙筹建挑战杯，举办比赛。
“但是感情建立是没有的，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改变我的价值观”。
冰倩是一个从湖南农家考进南方大学的纤瘦女生。
和牛铭的经历类似，低年级时努力试图融入五彩缤纷的课外活动，却次次以失败告终。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以被认为“正确”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冰倩：“我大一的时候会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像我室友那样。
我最明显的比较就来自我的室友。
感觉她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社团，还当了核心层的干部，而且她也是班委。
”雅君：“你和她有啥不一样？”冰倩：“我竞选班委失败了。
社团也一个都没加进去。
我去面（试）了几次，但感觉我的面试肯定是很烂。
我记得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去当个小记者，是一个那种新闻学院办的一个杂志，面试的学姐问我，‘如果你成了我们什么这边的小萌新，你会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吗’?我当时说应该不会。
我现在想起来就很傻，你都成了人家记者，你不关注他们公众号？（笑）我当时还想着我还挺有个性的，后来我觉得肯定就类似这么傻的经历，让我对那些我喜欢的社团没有加进去。
其实也加了一些不是很核心层的社团，但是参与感实在太低了，所以也没有印象。
大一下学期我又去面了几个，我感觉聊得挺好，但不知道怎么还是没进。
”面试上的屡次挫折让冰倩越发怀疑自己的能力。
她开始害怕失败，以致于她之后的一年索性拒绝接受挑战，把社交限制在由几个老乡组成的狭小范围内。
虽然这样能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些，但她其实心里清楚这样无异于“掩耳盗铃”。
到了大二，她对自己的状态愈发不满意，甚至陷入了抑郁情绪：冰倩：“大二就‘弃疗’了，不去社团了。
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
如果你去参加面试，要去社团的话，他会要你去做ps(photoshop)，做剪辑那些的，我就觉得我不会的话去好像给他们没有什么用。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也都不会，去了才有人手把手教的。
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做ps才去，而是他们去了才会做ps。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些……” 雅君：“那时候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冰倩：“那时候简单又有点懵懂，刷剧刷得很开心。
” 雅君：“很开心？” 冰倩：“因为我害怕的事情我都拒绝掉了。
但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抑郁过一次，抑郁主要是觉得我除了一起打球的老乡之外，没有别的自己建立起来的好朋友。
好像是还在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在核心层当一个小干部，就还有那种现在想起来很傻的 —— 不 会 写 公 众 号 ， 不 会 做 ps ， 不 会 做 海 报 ， 也 不 会 剪辑……我就觉得那些我应该都会，我为什么不会？甚至是像什么写问卷星或者干吗，只要一听到这种不会的东西我就害怕，所以那个锅也分不到我，所以我经常看别人会我就很难过。
”到了大三，正当其他同学都把社会性投入的重心从学生活动转向与求职升学衔接更紧密的实习、科研等活动时，冰倩才开始为自己鼓劲，进入了学校的某行政部处做了助管，虽然她后来意识到“也就是打杂”，但至少让她状态回升了一些。
从那以后，她给自己加油鼓劲，自学了ps、公众号写作等技能，结交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作为语言伙伴，还努力拿到了学校全额资助的海外交流机会，感觉自己“曾经害怕的东西好像一样一样变少了”。
这些社会性投入让冰倩开始重拾自信，状况有所回升。
然而，当她才从抑郁中稍微缓过神来，其他同学早已经在紧锣密鼓地为求职或升学做准备了。
她似乎还在纠结于自己要更努力一点去学做ps，还没来得及考虑她的努力能不能为她的简历添砖加瓦的问题。
直到大三下学期，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为毕业做好准备，没有校外的企业实习经历，而推免直研的名额好像也轮不到自己，她于是陷入了出路的危机。
匆忙之下，她只得孤注一掷，决定考研。
六个月后考研失败，她迎来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禹海也类似，因为自己其实并无明确的出路意向，于是也就受到了身边“大多数人”的强烈影响。
虽然他当时选择工科是考虑到“好找工作”，但他却也莫名其妙地上了读博的船，因为他在整个大学四年中都没发现身边有任何为工作做准备的人：“我猜想可能北方大学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习文化的学校。
我们系也没有这种氛围，学生基本上很少实习，或者说去专门为工作做准备，很少，从来没有见过。
其实不管是系里面还是学校层面，这样的引导都不是很多。
实际上一届80%以上的人都是各种读书，我们班现在看来只有一个人可能就业，去一家IT公司，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准备，直接就去了”。
所以对他来说，自己的出路也谈不上是出于学术志趣的主动选择，无非是看身边人都继续读书，就又抱着“直觉依赖者”固有的学习伦理直接选择了读博士。
这个决策的生成全然是被动的，他被紧迫的局势推着走，也被身旁的潮流推着走。
而身旁的同学们实际上是什么情况，他其实知之甚少。
谈起大学当中的人际交往，禹海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疏离感。
虽然大二时在课业之余也参加一些学生组织，但他总是不免会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成绩，所以也不会花很多精力在上面：“参加系里科协的一些活动，但是也比较表面，没有深入地参与过。
然后学校层面的社工，绿色协会也是参加过一点，但是投入也不是很深入，我当时总是觉得可能会影响成绩之类的，所以并不会特别深入地去做。
大三主要还是在学习，准备推研，然后大四一开学，推研完就进实验室了……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与个人性格有关，我比较倾向于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很少向外物或别人投入感情，或者说我其实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去参加那些活动”。
从禹海的话中可以发现，他其实对参加课外活动和学生组织的潜在好处浑然不觉。
极低的目标感带来的是低要求和低期望，以至于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在课外活动方面，他都抱着仿佛置身事外的观望态度，并未全心投入。
人际交往方面亦然，他在谈到大学的时候坦言大学让他值得留恋的地方并不多，因为在那里其实没有什么让他觉得依依不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