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农村学生和中西部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则往往不允许他们考虑所谓的“个性”。

禹海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姐姐患有慢性疾病，一家四口靠着父亲作为矿工的薪水勉强维持。

不过即便如此，一贯重视教育的父母还是倾尽所能支持禹海读书，母亲在他中学期间在市区租房陪读4年。

在高中陪读期间，母亲为了让他专心学习，趁他不在家时收走了电脑。

在类似家境的被访者中，禹海仅仅是一个寻常的例子。

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高中生活都极其辛苦，需要学生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专注于学业。

许多人凭借出众的成绩跳过了县中，直接升入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高中，但这常常需要合家鼎力支持，学生所承担的压力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因而，一个“懂事”的寒门学子必须十分专注于学业，才能取得好成绩回报父母，或是为辛劳的父母“争口气”。

学业成绩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学业本身，更是为自己和家人换得尊重和指望的筹码。

“感觉我妈牺牲挺大的，因为要伺候我上XX一中，不能出去工作，还得在县城里租个房子，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因为这事我妈和我爸闹得很僵，她也很焦虑。

我等于一半的学习动力来自于，我要给我妈争气，你知道吧？有这种感觉。

”大成来自甘肃省某乡镇，从初中起就由母亲陪着去外地的一个以“苦学苦教”著称的县中去读书，父亲因为并不看好如此高成本的主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支付学费，家庭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坐在北方大学的咖啡馆里，大成与我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高中岁月，仍然唏嘘不已，“那时候XX一中时间很紧，早上6点钟学生都到教室里坐好了，老师5:50就在校门口站好等着抓迟到，晚上11点下自习，有的学生还要打着手电再学一阵。

作业又多，考试又勤，根本没办法考虑别的事，就是学。

”那个时候，对于许多像大成那样的寒门学子而言，一纸名列前茅的成绩单，既是对自己付出努力的回报，也是对父母的报答，更是一份跳出农门、远走高飞的模糊的希望。

在母亲租房陪读六个寒暑之后，他总算不负众望，以全县第一的高考成绩被北方大学金融学院录取。

处于同样处境的不乏其人。

牛铭家在湖南农村，小学和初中就读于乡下的学校。

当地经济状况一般，但历来重视教育。

牛铭说，如果说小学成绩好是因为聪明，那初中起就能保持尖子生的水平就必须得归功于他的勤奋了。

雅君：“你初中后特别努力的原因是什么？”牛铭：（笑）“因为我觉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该好好学了。

”雅君：（惊讶地）“真的吗？”牛铭：“嗯，我初中突然感觉一下子有了认识，就是我不能再和镇上的那些人比了。

我们镇上有两个中学，都很好，但是我感觉市里的同学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那时候我天天看作文书，感觉这些所有很厉害的人都有优秀作文，总感觉需要努力奋斗。

”从初中开始，牛铭发愤读书主要出于某些他“感觉”到的单纯理由：先哲的鞭策，或是打败某些想象中的市里的竞争对手。

听到“为什么要好好学习”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仿佛从来没想过好好学习需要某种理由。

他怔了一怔，有点语无伦次：“为什么要好好学习是因为，首先我觉得学习是我一个，我肯定是希望自己以后有所作为的，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我真是觉得这个东西不掌握好，你怎么有所作为，就这么回事。

再一个你说兴趣吧，我也挺喜欢学习的。

……优等生一般不都这样吗？”在他自幼形成的常识里，人理所当然就是要努力奋斗、好好读书，因为只有“学习好”才能“干一番大事”。

不过至于究竟什么是“大事”，实际上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紧凑的学习节奏和有限的知识面使得他无暇顾及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地方，湖北教育搞得非常严，比如说6点起床，晚上10点半，初中开始就这样，就一直在学校。

早上5点天还没亮就去跑步，然后就一直在学习、刷题，抓紧时间休息，基本上就干这些事。

当时基本上从来没有过大学规划，有一个想象就是能考上武汉大学，然后努力奋斗，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学校感觉考上武汉大学也是挺难的。

”天道酬勤。

经过初中三年的刻苦学习，牛铭升入了一所全省顶尖高中——在牛铭就读的初中，“一届毕业生能考上四个五个就不错了”。

然而，勤奋有时候需要付上健康的代价。

因为长期过度透支，他高一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住进了医院，经过手术才恢复了健康。

从那以后，牛铭的母亲就从镇上搬来市里，租房陪读。

康复以后的牛铭更是加倍投入到了学习中，这种投入可谓是“全身心的”。

他专注于“拼命”学，以至于很少考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

牛铭：“主要是我身体不好，我从初中开始身体就不好，一直是身体不舒服，身体弱得很，感觉学校环境比较苦。

”雅君：“怎么会身体不好呢？”牛铭：“就是一天到晚想学习，很刻苦，其他的人生目的从来没想过，就是学习。

”雅君：“估计你那时候很想考上武汉大学？”牛铭：“不，高一想过（这个问题），以后从来没想过。

都是先考再说。

我感觉当你学习进入一个状态的话，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能想的问题是有限的。

” 最终，牛铭以全省理科前20名、超过北方大学录取分数线15分的高考成绩被这所全国分数线最高的大学录取。

实际上，牛铭在高考前拿到了北方大学20分的自主招生加分优惠，但这20分也没用上，因为他的高考分数已经足够了。

牛铭的故事仅仅是众多低阶层学生的一个缩影，“先考上再说”的思路在他们当中并不鲜见。

在我的被访者中，非东部大城市著名高中毕业的被访者几乎都在高中阶段过着极度自律的苦行生活。

“高中我们都封闭式管理的，就一周放假一天，六点钟起来背英语，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午休，就是你必须要去宿舍睡觉。

然后我呢，中午不休息，吃了饭就到教室里刷题看书。

老师来检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说好话，我就在那边写。

晚上10点下晚自习，10点半熄灯。

我就拿着充电台灯到厕所里去学。

我们宿舍那个厕所，刚好能容下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凳子，不到一点半我不出来！然后高三那一年，整整一年天天如此，周末我也在学校里面看书。

我这一年之内刷完了数理化生四套‘五三’（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除了这些之外，还刷了天利38套，刷了30多套理综……然后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我全部做完，不耽误老师的东西。

”（鹏程，毕业于广西某县城中学，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事业单位职工，母亲为个体户） “可能对自己一直都有一个期待，就是比别人做得出色一点。

每个人都有吧。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对自己有多高的期望，我就觉得考试就是大家都考，我也去考，别人都能考那么高，你也读我也读，要读就（分数）比别人高一点。

偶尔闲下来，也会想想好好学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考上大学能离开这个小地方。

”（梓桐，毕业于云南某市级中学，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务农）“高中学习是很苦的，是相当苦。

虽然我们高中当时也有社团，但办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从初中开始就比较苦，很有压力的。

压力很大，就是要去竞争角逐那种感觉。

当时是叫什么？好像很多高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标语，就是‘多拿一分压倒千人’类似这样的口语。

也没人做班干部，越到后面越没人做，大家都像要隐居了一样，一门一心搞学习。

”（大明，毕业于贵州某县城中学，非一代大学生，父亲为事业单位科级干部，母亲为个体户）在紧张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区家境平平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考虑学习以外的其他问题，对成绩的重视深嵌进了他们的常识，也就无需发起质疑和追问。

换句话说，在中学笔直而单一的赛道里面，成绩优异很大程度上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也是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一种成就。

在无数个日夜的勤学苦练中，尽力提高成绩已经被深刻内化为他们的习惯。

然而升入大学以后，面对这个赛道复杂多样的“迷宫”，原本得心应手的参赛策略和知识就不够用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身处迷宫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着自己的直觉和过往的习惯慢慢摸索。

父母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告诉我：至少从高中开始，父母对他们的约束和引导就变得极其有限，不再催促他们的学习，也很少在重要关头（比如文理分科、选专业等）直接替他们做决定，自己的路几乎都要靠自己决断。

然而，相比之下，不同阶层父母在子女的人生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微妙而重要的差异。

优势阶层的父母插手少，可谓是一种“无为而治”。

不过，尽管他们不会直接发表意见，却会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

多数家境优越的被访者表示，虽然父母是技术精英或管理人员，却很少鞭策他们的学习或直接根据自身的偏好替他们做决策，而是常常鼓励和引导他们自主决策：“主要还是看我自己的兴趣或者想法吧，对，基本都是这样。

他们不会给什么主观的意见，基本是会有引导，但是不会直接说你就去吧。

包括他们会给一些建议，类似于说：如果你选 A ， 那 可 能 会 是 什 么 样 的 状 况 ， 基 本 上 是 ‘ 如 果 …… 可能 ……’ 吧 这 种 假 设 ， 然 后 告 诉 你 之 后 ， 你 就 自 个 儿 选 一下。

”（彦超，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父亲为大学教授，母亲为医生）“他们算是支持我的学习，很明显的引导倒没有，可能算是一种保障。

那比如说，我要订杂志，当时接近一年订杂志也要定到快1500块钱嘛，然后他们也都支持我。

然后我记得当时买书也很多，比如说我会买很多竞赛的书来看，他们也都不太管我了。

”（晓刚，南方大学社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为私营企业主）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但不是那种特别逼迫的学，而是有兴趣就学。

父母也不会说你必须拿个奖什么之类的，我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己决策。

但是该做的我父母肯定也会都做，比如说去找老师沟通，再是选文理科，他们都会给我提供意见供我参考。

”（经纬，南方大学理科，东部城市学生，父母为中层企业管理者） “他们不会替我决策，他们会问我你想怎么样。

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会参与，比如报专业，他们会说你要不要考虑中文，或者要不要考虑社工？这样你去了之后可以转专业，还能修二学位怎么样之类的，他们都很操心。

就是这些东西他会把信息提供给你，然后你了解了之后自己选择，是这种模式。

”（敏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城市学生，父母均为正处级干部）也就是说，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

这些父母自身有上过大学的经历，有的甚至在大学工作，他们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

比如，经纬的父母就曾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阶段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再比如，敏浩的父母就指出，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能两全的时候，先选好学校，然后可以通过转专业和辅修的方式化解专业劣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

他们绝大多数从未踏进大学的校门，对大学里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

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再无法就子女高中以后的重大决策给出具体的咨询意见了，更不用说指导他们管理大学生活和确立生涯目标。

实际上，他们的子女能够超越他们成为全家第一个大学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期望。

至于上大学的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他们不大会引导我。

因为我的视野已经比他们更高了，所以他们也会尊重我的想法。

”（初晓，南方大学工科，东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从不管我，反正我成绩好也不是他们要求的。

比如说我小学、中学的时候晚上出去玩，什么几点回来，从来不管。

我如果成绩差的话，他们说没什么事，因为我能考上那个重点高中已经超过他们的想象了，我们镇上有几个人能到那个高中去呀？我觉得我已经大大满足了他们的预期了。

”（牛铭，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我父母不管，我考上一中之后他们就不管了，像选文理科这种，你自己想干吗都可以。

我自从考上市里的一中他们就特别满足，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特别满足，我回家他们也不怎么问，你要看书就去看，反正就这样。

”（梓桐，南方大学文科，西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 “他们都是尊重我的选择，我想去哪就去。

我父母在我这个大方向上的干涉很少，文理科是我自己选的，志愿是我自己报的，都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其实没办法提供（帮助），他们知道的信息比我少，那么他们给我的建议肯定也不会是那么的正确，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我自己来做。

”（明宇，南方大学社科，西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如果说优势阶层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是一种策略，那么从未上过大学的父母放手让孩子选择则是一种无奈。

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势、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至此，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家庭背景受访者的中学教育经历和父母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本研究展示了“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的形成是如何与家庭背景交织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这两种模式作为大学生日用而不自知的实践和思维图式，其实是特定阶层生活经历所塑造的习性的一部分。

下文将通过两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两种实践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选报专业在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绝大多数被访者都对自己填报的专业并无深入的了解，多半凭借的是模糊的认知和流行的传闻。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使用两种模式的学生截然不同的选择逻辑。

“我为什么选经济金融（专业）就是这样，没想着选了这个以后能干啥，就是觉得要进那个最好最难进的，给我妈争口气，也不知道还有啥其他的更好的选择。

”大成的考分足以让他在北方大学任选专业。

他很显然把进入“最好最难进的”金融专业当成了他证明自己和回报母亲的目的本身，而并未考虑过该专业和未来前途的联系。

临近本科毕业之时，大成才意识到，这个专业虽然光鲜热门，却并非自己的志趣所向。

和大成一样，牛铭的高考分数也几乎可以让他任意选择专业，“但其实北方大学哪个专业比较火，哪个好就业，我其实不太知道，也不太知道每个专业是干吗的，就凭专业的名字自己想象”。

在眼花缭乱的院系和专业面前，牛铭用他对专业聊胜于无的认识，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填报了社会科学实验班。

雅君：“你是理科生，你为什么会来社会科学实验班？” 牛铭：“当时是太天真了，我其实是崇尚理论的，虽然我感觉北方大学以工科见长，但总感觉工科不是我的追求……当时我太年轻了。

” 雅君：“为什么工科不是你的追求呢？”牛铭：“反正就是我感觉就算学理的话，我也想学什么研究物理数学（这种理科），而不是学什么工科。

而且当时我电脑从来没摸过，但是计算机比较火。

我总感觉一个人要想成功，一定要扬长避短，人家那些比如说科学家这些人，从小新闻报道上都有，他们有可能高中计算机就很熟练了。

其实我很勤奋，我可以混得很好，但是我总觉得和他们一比的话我不能做出更大的成就。

一看‘社会科学实验班’，我就感觉反正来北方大学学社会科学，应该是不错吧，就报了第一志愿，提着东西我就来了”。

说这席话的时候，牛铭脸上带着诚恳而憨厚的笑容。

事实上，在选专业的时候，他对社会科学一点也不了解，“感觉好像是研究社会”，更不清楚自己在这个学科领域是否真的能“避短”。

他后来才发现，他去的是北方大学里相对弱势的院系，而社会科学又是一个要求学生有宽阔的见识和阅读量的学科，他在课外阅读上的先天“短板”恰恰在这个学科中显露无遗。

实际上，大成和牛铭绝不是个例，出身或多或少带有弱势背景的大学生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往往显得较为随意或冲动，很少会考虑到自身的兴趣、特长或优势，也很少会基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作决定： “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没有（对选专业）作过认真的思考，也没有考虑喜不喜欢，或者说哪个好找工作。

以我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我可能学其他专业也总归都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学专业就大概跟找女朋友有点像，有的人就是会……比如说包办婚姻其实也过得蛮好的。

”（禹海，北方大学工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为工人，母亲务农）“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在上海打工，好像是一二年级的时候，妈妈暑假带我坐卧铺去上海，看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房子，去看动物园吧啦吧啦都觉得很开心。

我妈后来跟我说卧铺特别贵，当时她花了好多钱……就整个那段经历，让我觉得想报上海的学校……有一次好像北大的同学来我们高中做暑期宣讲，有个同学在他们宣讲的团队里面，我觉得他讲话干什么都很吸引我，于是我就喜欢上了。

他说他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名字。

”（冰倩，南方大学社科，中部农村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亲务工）“选专业的原则就是‘不能浪费自己的分数’，因为我分数高嘛，所以只能在医学和经管里面选，然后我又怕血，所以就选了经管。

没考虑太多兴趣，只是考虑到工作前景，报的人多，听上去高端，其实后来没有什么特别大兴趣。

”（王冰，南方大学经管，西部城市学生，第一代大学生，父母均为中学老师）从分文理科到选择大学和专业……直到选择职业路径，“直觉依赖者”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很多行动都堪称“误打误撞”——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

换句话说，他们的决策并不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在某种中长期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也不是出于对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匹配。

阅历和见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看清形势，因而即便他们的高考成绩优势到足以让他们任选专业，他们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难以将这种成绩优势转化为未来职业地位的优势。

由于他们的“文化工具箱”中可供用来理解大学里的事物、组织行动策略的知识和信息过于匮乏，他们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要么随意盲目，要么缺少精打细算，以至于与“读书改变命运”的想象南辕北辙。

并且，由于他们的家庭整体缺乏这种关于大学应该怎么上的知识和信息，他们只能独自摸索，没有后援。

Megan Holland对美国第一代大学生挑选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第一代大学生往往对大学所知甚少，在挑选和比较大学时无从下手，大多采用比较随意的态度，或是只秉持非常局限的标准去选择。

当很多像牛铭这样的“直觉依赖者”对专业选择摸不着头脑时，经纬已经在筹划如何通过专业选择为未来的发展铺就道路。

实际上他对数学专业了解不多，也没有强烈的个人兴趣。

他选择了数学专业是因为，他从一些渠道获知数学专业更容易为未来的专业发展奠定基础：“其实说白了也就是高中老师觉得这个东西，首先你以后想做什么东西都可以转，你以后想做计算机你就可以做计算机，你想做金融可以做金融，你想要转生物，其实数学转生物也很多，做统计的，都很多的。

然后其实高中选专业都是特别盲目的，我们当时也觉得老师说得有道理。

我们班级一共就三十几个人，六个人进了数院。

”钦凯的思路与经纬并无二致。

在聊到当初为什么选了化学系时，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主要是为方便以后出国：“我高中那个化学老师挺会讲课，然后就觉得化学挺有意思，很容易学。

再一个当时选化学专业，有一大半原因是听好多人说这专业特别容易出国，就你愿意申PhD的话出去特别容易，那就选了化学。

当然后来我意识到这根本不是我想走的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后来钦凯意识到，出国读化学博士对他而言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因为在他看来“上海已经几乎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了”。

化学固然有意思，但他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

在讲起当初选专业的考虑时，他和经纬一样，语气轻松淡定，似乎觉得选专业就应当“为未来计深远”，没有解释的必要。

北京学生彦超选了北方大学建筑系，主要是受到了他父母专业背景的影响。

他在专业精英家庭长大，父亲是农学教授，母亲是某三甲医院的医生。

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建筑学，“那时候也谈不上喜欢，主要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学位，所以我爸妈当然觉得挺好，建筑学和法律、医学一样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可能跟我的家庭环境有关，专业性是特别重要的。

另外再就是它分高呗，每年第一波招人，学号是从我开始排的”。

父母很支持他的选择，他们非常清楚一个专业壁垒高的学位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更强。

在真正学了建筑学之后，彦超才逐渐发现自己越发喜欢这个专业，既能培育专业技能，又贴近生活，还可以带来很强的成就感。

更重要的是，临近毕业时，正如彦超曾经筹划的那样，在并非一片大好的就业形势中，他的专业果然是不愁找工作的：“学建筑的其实工作口径很宽，可以去建筑事务所，也可以去地产公司……然后因为建筑师又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所以不是很难找”。

与第一代大学生相比，优势阶层的学生更清楚大学里的专业分类，也更有渠道去了解各个专业那些很少被官方言明的特征，例如人才稀缺程度、行业专业化程度、境外市场需求、深造前景等。

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并不十分了解特定专业的具体情况，但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思路中明显带着更多的目标意识，更倾向于将专业选择与自身正在形成的生涯规划结合起来。

大学初体验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同一片校园里，不同家境的学生对名校环境的体验和感受千差万别。

很大程度上，学生在大学前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进入大学之后感觉熟悉或者陌生、自在还是紧张、失望还是仰望。

彦超高中毕业于北京市某著名大学的附属中学，和北方大学位于同一个行政区。

加之自己的父亲就在大学工作，北方大学的一切对他而言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谈到适应大学环境的话题时，他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适应得很快。

因为其实大学环境和高中环境非常地接近。

就是那种周围同学比较厉害，什么特长的都有。

虽然他们特长未必一样吧，但是这方面是类似的。

”从福建考来北方大学的友斌也颇有同感，他出身于国企工程师家庭，习惯用“还好”来形容自己对北方大学的适应过程：“跟想象中差不多，我来之前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估计这些同学都很厉害，果然来了都很厉害。

适应还好，知道自己的实力在入学时排在中等，果然我来了以后第一次考试我就是排在中间，正好在中间，很符合我的预期，我就觉得没什么。

”国凡从小生长在上海，父母均为高校教师，他从小在南方大学的附属学校读书，考入南方大学毫不意外。

当他提起来到南方大学某文科系就读的感受时，一股“嫌弃”之情溢于言表：“对系不太满意，进去以后也不太满意。

我觉得里面的人都太古董了，姑娘都长那么丑，然后男的又长得很奇怪，又很自傲，氛围实在是太垃圾了”。

因为不喜欢该系的氛围，国凡后来转系到新闻学院，但听起来新闻学院仍然不能令他满意：“当初一直给我们介绍新闻的美好前景，可是谁也不会告诉你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

我发现就是新闻学教育的问题，学生从来没有任何职业规划。

新闻学院很坑爹。

”对于从小生长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宇鑫来说，南方大学令人失望之处在于硬件设施和住宿条件：“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嫌弃的，我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哪里都不行。

基础设施和条件实在太差，跟深圳实在没法比，特别是因为还要跟高中同学有很多联系，他们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

总之，对家境优越的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一个认知上较为熟悉、心理上有亲近感，甚至社会交往上也有些许联系的环境，入学后的适应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们原本的习性并无明显的冲突。

即或他们在大学中有不适应之处，他们也往往将这种不适归咎于大学，而不是自身。

况且，即或不甚满意，他们还是能够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赢得先机。

当大城市的中产子女对大学校园投来稀松平常、甚至是挑剔或嫌弃的目光时，来自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同学可能是第一次踏出家乡的省份、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造访过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更不用说见识过这些地方有名的大学。

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孤身一人来城市里读书，好奇、陌生、胆怯、自卑等这些词汇都不足以概括习性错置(habitus dislocation)带来的冲击——Reay等人称之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p.1110 )。

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原先的习性不再能驾驭新的精英场域，而新场域所要求的习性和文化技能他们又不具备，因此他们只能单凭对大学仅有的片面的知识、直觉和先前的习惯来行事——也就是上文提出的“直觉依赖模式”。

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

首先是对周遭社会环境的差距感与疏离感，感觉自己仿佛“走错了地方”。

如布迪厄所言，习性如果突兀地进入一个与自身不配合的场域，会产生一种如同鱼离了水的感觉。

出身寒微的大学生往往发觉自己的外貌、穿着、口音、姿态、生活习惯等诸多原本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名校里“默认”的风格迥然不同。

他们既难以理解新环境对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感到自己是新环境中的异类。

原有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心被动摇，个体陷入自卑感与羞耻感当中，故而无从谈起理性的自我认识和生涯规划。

本研究中家境劣势的被访者们，在进入大学之后普遍经历过一个自信心被松动乃至瓦解的阶段。

这是一段艰难的自我调整过程，长则数年，短则一两个学期，严重者甚至对自己的能力和身份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

昌盛生长于甘肃省的一个偏僻农村，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被南方大学某社科专业录取。

当他接到录取通知时，以种地为业的父母甚至没听过南方大学的名字，只怪他为什么没被省内的兰州大学录取。

昌盛坐在我对面，平静又不失尴尬地吐露了大一刚入学时的困窘心境：“来了之后就发现，现实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我的预期。

这种差异就非常的……怎么形容呢？就是相当于我从中国大西北最偏的一个小山村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那这种落差你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我都是第一次去尝试，所以很多时候感觉自己非常的土。

大一刚来的时候可能还不注意这些，但是慢慢地发现其实和周围的人是有非常大差距的，而且这差距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

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一些旅游或者求学的经历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我身边的同学都出过国对吧，那我在高考前我连省都没有出过，感觉差距非常大。

大二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低迷的状态，可以说稍微有点抑郁。

每次出门我都会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与其他人交流，更不愿意跟其他人谈起我自己，然后感觉别人看我时候的眼神是不对的，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在嘲笑我。

”当昌盛发觉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已经大到努力也无法弥补的时候，他开始嫌弃自己，并陷入了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状态。

他拒绝社交，也不去上课，终日躺在床上有气无力，浑浑噩噩。

他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差距，虽然置身校园，心里却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那时候就两重折磨，心里的空虚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感觉自己与环境的这种格格不入，这种差异也是一种折磨。

那段时间我到底做过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就回想起来一个场景：就是我躺在我的床上，然后看着窗外。

因为我是住在三楼，能看到外面。

窗帘是半掩着的，然后外面阳光很好，但是我不愿意出去，我就听到外面人声很嘈杂，很热闹，但是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 尽管并非所有低阶层被访者都经历过像昌盛这样痛苦的体验，但昌盛的体验的确有一定的普遍性。

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 适 应 新 环 境 ， 故 而 容 易 产 生 一 种 “ 习 性 分 裂 ” 的 体 验 (ahabitus divided against itself)p.511 。

自我认同的撕裂和对自信心的打击使得他们不再清楚自己是谁，更不用说树立目标，去定义自己想成为谁。

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

由于失去了一种对场域的熟悉和自身的“位置感”，又欠缺大学场域默认掌握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他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茫然无措的境地。

与擅长使用策略的中产阶级学生相比，出身于工农家庭的被访者在安排大学生活和毕业出路时普遍缺乏策略性和计划性，决策时所凭借的信息有时也并不准确，全凭直觉和外部机遇随时调整，导致他们容易在懵懵懂懂之间错失机遇。

例如，鹏程在大一时不知从哪听说保研名额只有10%，就放弃了保研，结果到大三才发现名额不少；余涛和一帆也在大一时受到了“60分万岁”的误导，导致成绩排名靠后，因而被分流到弱势专业或错失保研机会。

在一片茫然中，“直觉依赖者”们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难怪他们在组织安排大学生活方面，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主动性和确定感：“从上海站那边一下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跟我所熟悉的环境已经完全脱离了，就是找不到方向了，我爸也是。

然后坐上大巴去学校，一路看有高架，各种各样的啊，我觉得以前都是一些电视里面能看到的，当自己真正去接触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原来世界已经变成这样了’，当时就有些恐惧。

就像我们县城，再厉害也就是房屋高一点，但是现在看到这些高架已经完全超过我的想象了。

学校很大，熟悉环境就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然后就觉得落差感很大，好像一时迷失了自己。

对，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而且就是完全打破了以前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上课这件事情你自己还要去选课、抢课，然后自己去找教室上课，然后老师们永远不要再喊起立、坐下这种，上完课就走了，你有问题也找不着他。